第(1/3)頁 張掖作為甘州州治、涼州州牧府所在的地方，同時也是大隋西北的政治、文化、經(jīng)濟、軍事中心，從仁壽三年到大業(yè)元年，已經(jīng)三個年頭了，涼州境內(nèi)一條條寬闊筆直的官道的修建成功，使如今絲綢之路樞紐的張掖商業(yè)發(fā)達、人來人往、商隊不絕。 遠遠看去，張掖城的城墻已然在望, 等走得近了，更能體會到城墻的宏偉和壯觀，人站在城下，真如螻蟻一般。 紅日初升之際，一支車隊緩緩緩緩駛進張掖東城門。 這些很大的馬車外表平凡，雙輪匹馬，正是可以行走在各種路況的長途馬車。 駛在前方的馬車, 外表看似十分平凡，然而車廂內(nèi)的布置卻是極為干凈、清爽。地面上鋪著雪白的波斯地毯, 四廂懸掛著繡著梅蘭竹菊、畫風淡雅的白縑。 兩名中年男子跪坐在一張案幾兩側(cè)，一人輕衣軟袍、頭戴高冠、身穿寬帶、氣度優(yōu)雅，頗有幾分漢晉名士的神韻。 另一人則做普通文士打扮，身上一襲麻衣漿洗得發(fā)了白，雖然很樸素，可卻異常干凈，不見一絲污斑。 在他們面前的案幾之上是一個棋盤，許是防止行走之時，亂了棋子，所以棋盤由生鐵鑄成，而棋子則是一個個打磨成棋子模樣的天然磁石。 執(zhí)黑子的高冠博帶男子名叫王孝通，他是太原王氏子弟，精通百家之學，然而最厲害的卻是在算學這一塊，他對《九章算術》、和祖沖之的《綴術》都有極深的研究，在《上緝古算術表》一文中，對《九章算術》和《綴術》加以批評。而他對于自己編寫成不久的《緝古算經(jīng)》更是異常的自信, 并且在這本著作扉頁上題了一句“請訪能算之人考論得失, 如有排其一字，必謝以千金”。 他這么‘狂’，并非是盲目自大的狂。而是他的《緝古算經(jīng)》開創(chuàng)性的提出了三次方程及其解法，解決了許多實際應用問題；該書不僅具有巨大的學術價值，而且為算學的發(fā)展打開了一道全新的門戶。 另外一人則是徐文遠，徐文遠在開皇年間擔任國子學博士，培養(yǎng)不少優(yōu)秀子弟，像竇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到了開皇中后期，遷為太學博士，楊諒聽詔不聽調(diào)之后，先帝任命他為漢王友，專門給楊諒講解《孝經(jīng)》、《禮記》，希望楊諒回頭是岸。至于楊諒造反以后，徐文遠受到牽連，被罷免為民。 他們之所以浩浩蕩蕩的前來涼州辯論，之所以搞到天下皆知、聲勢浩大，實則是因為涼州儒學嚴重的背離了山東士族主導的儒學。 涼州儒學最大的特點是溯本求源，它在維護和推崇忠、孝、仁、義、禮、智、信、恕、悌等核心理念的基礎上，再從圣人的生活大背景來解讀圣人經(jīng)典, 以求圣人初衷和真意；自漢以來的所有釋義，也只是起到借鑒作用，而不是嚴格照搬。 其實王孝通、徐文遠很清楚“二劉”是對的，而他們信奉的儒學實則是閹割而來的產(chǎn)物，與氣度恢弘、大氣豪邁的真儒學比起來，既狹隘，又局限，甚至他們所推崇的一些觀點，已經(jīng)和圣人所創(chuàng)立的常說，背道而馳了。 這個問題，其實不僅是王孝通和徐文遠明白，很多儒者都明白。 但是他們?nèi)疾徽f。 為何？ 因為他們是偽儒學的既得利益者。 在偽儒學風行天下的情況下，大家都指望偽儒學獲取功名利祿，便是皇帝去質(zhì)疑，都會受到天下儒生的排斥！其他人，又如何敢說不對？ 既然上上下下都不去糾正，他們自然能夠繼續(xù)以信奉偽儒學的儒生為武器，繼續(xù)向統(tǒng)治者敲詐勒索。 而二劉主編的溯本求源的《十三經(jīng)正義》一旦編纂成功，那么慘遭閹割篡改的儒家學說，就會回歸正道。而山東士族主導的不思進取、故步自封、思想僵化的偽儒學，自然被世人遺棄；若是失去了儒學的主導地位，山東士族累世營造出來的名望，必將蕩然無存。 所以阻止《十三經(jīng)正義》編纂，便是諸儒大舉西行的真實用意。 他們的作戰(zhàn)方針是先以經(jīng)學打壓涼州大學諸儒，再以算學絕殺敵人，最后再以《緝古算經(jīng)》加以碾壓涼州諸儒。 如果涼州諸儒破解不了《緝古算經(jīng)》二十個問題、排不了《緝古算經(jīng)》“得失”，那么他們從關中拉來的五車錢幣，就會如數(shù)帶回去，從而達到羞辱涼州儒者的目的。之后，再以此次辯論為例，在輿論上打壓、羞辱二劉，使其無法立足于士林。而自身的地位，卻因此步步上升。 二劉要是臭了、倒了，他們奉命主編的《十三經(jīng)正義》、涼州不同于中原的教育體制自然就無法進行下去了；而楊集主導的教育方略一旦因此被朝廷取締，那么涼州教育、涼州大學，理所當然的成為他們的囊中之物，一切教育方略都將由他們主導。 所以說，這次辯論看似是學術界之爭，實則充滿了濃重的政治色彩，對涼州大地都有著巨大、深遠的影響。 “我們行程如何安排？”王孝通下了一子，向騎馬跟在車窗外的王通問道。 “回叔父！”王通說道：“我們先去州牧府拜見衛(wèi)王，隨后去涼州大學答辯。” 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