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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廣明白高高在上的皇帝，在文武百官眼中并不是一個人，而是所能利用的最犀利有力的武器，誰利用使用得好，誰就能升官發財、為所欲為，而且還能利用這把武器除掉他們所不喜歡、所厭惡的敵人，所以每個人都在不遺余力的利用各個歷朝歷代的皇帝。于楊廣這個皇帝而言，如果這些人在爭斗之時，將自身利益與國家與百姓的利益聯系在一起，那還好一些，最可怕最可惡的是一個個沒有底限的拉幫結黨、互相攻擊、落井下石，各自給對方使絆子、各自給對方下圈套，使朝廷亂成一鍋粥。

    大隋王朝現在天天談腐敗、天天談反腐、天天嚴懲貪官污吏，但是他這位帝王實際上是天天和天下最大的貪官群集為伍、天天和最有權勢的貪官商議國家大事，然后讓這些大貪官去執法他們打造出來的國策法令。

    此外，臣子們無時無刻都在揣摩上意；皇帝也要無時無刻揣摩這些臣子，可是官員和他們背后勢力一起合力揣摩一個人十分容易，但一個人要揣摩無數個派系、揣摩無數個人想出來的點子是不是害人，卻是難如登天。而這一點也是最難的地方，但是他作為皇帝，卻也有一把最強大最犀利的武器，那就是權力之劍。

    他只要把超額權力授予其中一人，那么這個人是不是他的人、是不是足以勝任要職，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在派系的人以為是那就已經足夠了，如今他便準備用這種法子來對付張瑾、以及張瑾所在的元派。

    在苦心孤詣對待關隴貴族的時候，楊廣奉行的策略是分化、離間、扶持，但關隴貴族畢竟是內部問題，與當初的突厥汗國截然不同，因而他的手法是削弱、平衡、再削弱、再平衡……如此循環往復，關隴貴族到最后必將四分五裂、實力銳減，只有他們在朝中軍中的勢力微弱，一切都好辦了。

    誠然，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關隴貴族也會看出他的策略和手段；但只要是人，都會有私心，一個人或許能夠矢志不渝、拉攏不了，可是如果把他背后的家族施加的壓力、子孫后代的前程榮耀等因素算上，那么這個人就很難堅守立場了。雖然也有，但這樣的人極少極少。

    而剛剛被他“授予”說話之權的張瑾既是關隴貴族三大派的“調和劑”，也是元派最重要的智囊。不過張瑾在在仁壽年間思維仍然停留在過去、仍然以為楊堅會因為皇權平穩過度而像以往那般妥協，竟然在禁書令事件上出言威脅楊堅，最后與崔仲方等人一起遭到罷免。直到楊廣登基為帝以后，楊廣為了穩定關中時局、全力對付楊諒，復又啟用了崔、張二人。

    所以某種程度上說，他于張瑾是有恩的。而今，誰都能夠看出自己在打壓元氏，此時若是對待張瑾好一點，便能給誠惶誠恐、疑神疑鬼的元氏一種假象——一種張瑾因權而背叛了元派、關隴貴族的假象。

    對此，元派其他人信與不信，楊廣毫不關心、毫不在意。他關心和在意的元氏，只要元氏相信那就夠了。而通過剛才的區別對待，他明顯察覺到元壽情緒的變化，臉上也有了剎那間的驚容，由此可見元壽心中已經有了一絲芥蒂和一塊疙瘩。但是分化元派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設想，楊廣心知自己不能操之過急，此刻若是再做什么、或者是急匆匆的晉升張瑾，那就過猶不及，落了下乘。

    楊廣諸多雜念也就在一瞬之間而已，而就在他念頭轉動之際，張瑾畢恭畢敬的向楊廣行了一禮，字斟句酌的說道：“圣人！當今天下，時勢大變，我大隋雄師更是縱橫天下無敵手，一望無際、一馬平川的北方異族其實并不可怕，大隋鐵騎一旦出塞，即可將北方異族殺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倭奴與我大隋隔海相望，令百戰鐵騎望洋興嘆，無法雪假使節帶來的恥辱，然倭奴畢竟只是一個不足稱道的蕞爾小國罷了，朝廷用不著興師動眾、嚴陣以待。反之，南方卻需要大量水師，也需要一支龐大的水師坐鎮、威懾。”

    楊廣目光看著張瑾，凝聲問道：“何以見得？為何南方就需要龐大的水師？”

    “圣人，自先帝駕崩，朝綱一度出現混亂，致使天下各地或多或少都受到影響。后來又因漢王諒叛亂，并州和幽州、冀州多有依附者；本就蠢蠢欲動的南朝余孽見著漢王諒謀反，于是在那期間也是頗為不安，一些郡縣更是紛紛打著支持漢王諒的旗號造反。末將認為相對于用不到多少水師力量的北方，南方不僅僅只是水網縱橫，而且還是我大隋大后方，朝廷更需要讓水師去威懾，并維持南方的穩定。”張瑾沉聲說道：“據末將所知，南朝作孽和撩人、水寇善于作戰能力極強，而且這些人大多孔武有力，驍勇善戰、熟悉地形、善于在水上作戰，若是失去強大水師的威懾，他們再次暴動，勢必難以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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