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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來成為了一個著名的商人，也是我們州的一個法官。

    我們的友誼一直持續到他去世，前后有40年的時間，“講讀俱樂部”也延續了那樣長的時間，它是我們州最好的一個研究哲學、道德和政治的學術團體。

    我們討論前的一星期提出問題，圍繞提出的幾個問題去閱讀，這樣在討論中就可以針對問題發言。

    我們也在討論中養成了良好的習慣。

    所有的事情都控制在規則之內，這就防止了相互之間的沖突。

    正因為這樣，這個俱樂部才能長期存在，關于它，我以后還會不時提到。

    我在這里講這個俱樂部的事情是為了讓你知道我當時的目的是什么。

    俱樂部里的每一個人都盡力為我招攬生意。

    布賴特納爾特別從教友會為我們拉到一筆印刷40印張教友會歷史的活，其余的則由凱默印刷。

    這筆生意我做的非常辛苦，因為它的價格很低。

    要用12點活字印成《為祖國》式的對開本，還有很長的用小字號印刷的注釋。

    我每天排一張的版，梅魯迪斯就在印刷機上把它印出來，等我為第二天工作做好排版的時候，這樣常常工作到晚上11點，有的時候甚至更晚，因為我的朋友們不時給我們介紹的小生意耽誤了進度。

    但我決定每天完成一張。

    一天晚上，當我排好版的以后，我以為今天的工作總算結束了，可是一不小心弄亂兩個字版中的一個，有兩頁的鉛字亂成了一堆，我馬上拆了版，重新再排，然后才上床睡覺。

    我的勤勞都看在鄰居們的眼里，我的名聲和信譽也就隨之而增加。

    特別是當我聽說，商人的晚間俱樂部提到我們這家新開的印刷所的時候，大家普遍認為這家印刷所一定會倒閉，因為這個地方已經有兩家印刷所了，凱默印刷所和布雷福德印刷所。

    但是，貝爾德博士（許多年以后，我們在他的家鄉圣安德魯斯見過他）持相反的意見，他說：“那個富蘭克林的勤奮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

    當我晚上從俱樂部回家的時候，我看到他還在工作。

    周圍鄰居還在床上睡覺的時候，他已經起來工作了。”

    他的話打動了大家，不久，一個文具商要供貨給我們代銷，但我們那個時候還沒有決定開文具店。

    我這樣詳細地強調勤勞，好像我在自己吹噓自己，我的目的是當我的后代讀到這本書的時候能夠了解勤勞給我帶來的好處的時候能夠明白這一美德的價值。

    喬治韋布，她有個女朋友，她借給韋布一筆錢，這樣韋布就用這筆錢買回同凱默簽定合同時限定的時間。

    現在韋布來找我，希望來我這里工作。

    我那個時候不能雇傭他，但我愚蠢地告訴了他我不久打算辦一張報紙的秘密，那個時候也許我可以用他。

    我告訴他，我有希望成功，因為布雷福德印刷的城里的惟一的那張報紙實在沒有什么好說的，管理的很差，枯燥無味，但是卻有利潤。

    因此，我想到辦份好的報紙一定可以賺大錢。

    我叫韋布不要讓別人知道這件事情，但是他卻告訴了凱默。

    凱默就搶在我之前，登出了他要辦報紙的事情。

    韋布也因此被雇傭。

    我很生氣這件事情，但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力量辦報紙。

    為了對付他們，我寫了幾篇有趣的文章發表在布雷福德印刷的那個報紙上，文章署名“愛管閑事的人”，后來布雷福德把它延續了好幾個月。

    這樣，公眾的注意力都轉到這個報紙上，凱默的辦報計劃由于我們的冷嘲熱諷就沒有人注意了。

    然而，他還是開始辦他的報紙，9個月以后，他的訂戶最多也只有90戶。

    最后，他只好把這份報紙賤價賣給我，我早就準備好了要接管這個報紙，就馬上買過來了。

    在幾年之內，這份報紙就成了我十分賺錢的生意。

    盡管我和梅魯迪斯的合作還在進行，但我感到我說話的時候更傾向于只提我自己。

    原因在于，事實上，所有的經營和管理都是我在負責。

    梅魯迪斯不懂排版，印刷也不在行，頭腦也很少有清醒的時候。

    朋友們都很很惋惜我和他合作，不過我還是盡量搞好我們的合作。

    我們出版的首張報紙和這里以前出版的報紙有很大不同。

    字跡更清楚，印刷更精美。

    我針對伯內爾州長和馬塞諸塞州議會之間正在進行的爭論寫了一篇觀點偏激的文章，引起了一些重要人物的關注，使得這個報紙和他的主辦人成了人們經常議論的話題。

    幾個星期以后，他們就成了我們的訂戶。

    他們成為了其他人的榜樣，大家都來訂我們的報紙，我們的訂戶在不斷地增加。

    這是我學寫小文章以來獲得的第一個小成果。

    另一成果是，一些重要人物看到報紙掌握在一個能動筆寫文章的人的手里，應該給予資助和鼓勵。

    布雷福德還在印刷選舉票、法律文本以及其他的公家生意。

    他印了一份給州長的呈文，印刷的很粗糙，有很多錯誤。

    我們精美而又正確地重印了它，然后發給每一個人。

    這樣差別就一目了然了，就增加了我在議會中的支持者說話的份量。

    所以，議會就通過了決議，把下一年的印刷業務給我們做。

    在這些議會的朋友們里面，我絕對不會忘記的是我前面提到的漢密爾頓先生。

    他是州議會的議員，他那個時候回到了英國。

    他在這件事情上大大地幫了我一把，像他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一樣，他一生都在幫助我。

    弗農先生這個時候提醒我欠他的那筆債，但并沒有催我還。

    我寫了一封坦率的信給他，希望他再寬限一點時間，等我有錢還的時候，我會連本帶利還給他，并不斷地表示感謝，他同意了。

    我的錯誤預算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糾正。

    但是現在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的麻煩來了。

    梅魯迪斯父親按照他對我們的承諾，他要為我們支付開辦印刷所的費用。

    他預付了100鎊也只能付100鎊，我們還欠設備商人100鎊，商人變的沒有耐心，等不及了，就去法院告了我們。

    我們交納了保釋金，但是我們不能按時還錢的話，法院就要宣判強制執行，我們的美好愿望也就要完蛋了，因為印刷機和鉛字都要賣了抵債，也許只能賣個半價。

    在這個生死系于一線的時候，我兩個真正的朋友分別來找我。

    他們的情義我永遠不會忘記，只要我還能記起任何事情我就不會忘記。

    他們相互間并不認識，也沒有我的要求，他們志愿為我墊付所有的款項，這樣我就可以單獨經營這個印刷所，如果可以的話。

    他們不喜歡我繼續和梅魯迪斯合作。

    就像他們說的那樣，梅魯迪斯經常在大街上醉熏熏的，在啤酒店里玩些低級游戲，這對我們的名聲不好。

    這兩個朋友是威廉科爾曼和羅伯特格雷斯。

    我不能提出單獨干的建議，如果梅魯迪斯他們能根據協議完成他們那一部分任務的話。

    因為，我認為只要他們能履行合同的話，我就有義務遵守合同。

    如果他們不能履行合同的話，那么我們的合作關系就可以解除，那我就可以自由地接受我朋友的幫助。

    事情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對我的合伙人梅魯迪斯說：“也許你父親并不想你參加我們的這個生意，他可能不愿意為你和我墊錢，也可能他愿意為你出錢，但不愿意為我出。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那么告訴我，我會把整個生意給你，我去做我自己的生意”。

    梅魯迪斯說：“不，事情不是這樣的。

    我父親確實很失望，他是真的沒有錢。

    我也不愿意為難他老人家。

    我知道這個生意不適合我做。

    我從小就是干農活的，我30歲的時候到城里來當學徒，簡直就是對我的嘲弄。

    我們許多威爾士的人都去北卡羅萊那州定居了。

    那個地方地價便宜，我想和他們一起去那里，干我的老本行。

    你可以找你的朋友幫你一把，如果你能負責印刷所的債務，還我父親原來墊付的100英鎊，還掉我的那點私人債務，給我30鎊和一副新的馬鞍，我就退出我們的合伙，整個印刷所就是你的了。”

    我同意了他開出的條件，我們就起草了一份協議，然后簽字。

    我把他所要求的東西都給了他。

    不久以后，他就去北卡羅萊那了。

    第二年，他寄了兩封長信給我，其中一封是有關那地方的最好敘述。

    信里提到了當地的氣候、土壤、農業等，他對這些很熟悉。

    我把他的信在報紙上發表了，公眾對之很滿意。

    他一走，我就去找那兩位朋友。

    我不想顯出對誰有偏愛，所以從他們給的錢中各取了一半，還清了債務，公開對外宣布結束合伙，開始由我獨立經營。

    我想這大概是1729年的事情。

    大概也就是這個時候，人們要求發行更多的紙幣，因為當時州里只有15000鎊的紙幣，而且還在不斷減少。

    富人反對紙幣的任何增加，因為他們擔心那樣的話會像新英格蘭那樣，紙幣增加而導致紙幣的貶值。

    我們在我們的“講讀俱樂部”討論了這一觀點。

    我站在增加紙幣的那邊，因為1723年第一次發行了數額不大的紙幣以后，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增加了就業機會，州里的居民人數也增加了。

    我看到所有的老房子都住了人，許多新的房子也在建造之中，我很記得很清楚，當我第一次走在費城大街上的時候，我啃著我的松卷，看到胡桃街，第二大街，前大街的房子上都貼著招租的條子，我那個時候就想，這個城市的居民在不斷地逃離這個地方。

    我們之間的爭論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問題上去，我還寫了一篇匿名的小冊子，名字就叫《試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性》。

    它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凡響，但是富人不喜歡它，因為它增強了增加紙幣的呼聲，他們之中恰好又沒有人寫文章來反駁它，所以反對增加紙幣的意見的聲音就小下去了。

    我的觀點得到了議會多數的贊同。

    我在議會中的朋友們覺得把印刷紙幣的業務給我是我應得的獎賞，那是個非常有利潤的生意，對我幫助很大。

    這是我寫作帶來的又一個好處。

    增加紙幣的效用隨著時間的過去是如此的明顯，以后就再也沒有爭辯了。

    紙幣的數量很快增加到55000鎊，1739年則增加到80000鎊，在戰爭時期則達到了350000鎊。

    商業、建筑、居民人數都在增長。

    雖然我現在想，發行紙幣也有個限度，超過這個限度也可能是有害的。

    不久，我通過朋友漢密爾頓的幫助拿到了印刷紐卡斯爾紙幣的業務，在我看來，那又是一筆利潤豐厚的生意。

    對于做小本生意的人來說，一些小事情也顯的很重大。

    這些生意使我大受鼓舞，也確實利潤不少。

    他還幫我得到了印刷那個州的法律文件和選票的業務，這項業務一直持續到我從事印刷業的所有時間。

    我現在開了一家小小的文具店。

    店里有各種各樣的發票，在當時，是式樣最齊全的。

    能夠做到這個樣子，多虧了朋友布賴恩特納爾的幫助。

    懷特馬施是我在倫敦的時候認識的排字工，一個非常優秀的工人，他這個時候來到了我這里，和我一起工作，人很勤奮。

    我還收了一個學徒，就是阿奎那羅斯的兒子。

    我現在開始逐步償還印刷所的債務。

    為了商人的信譽和品行，我小心謹慎，勤儉節約，避免一切于之相反的東西。

    我穿著樸素，我從不在無益的娛樂場所出現，也不出去釣魚或者打獵。

    確實，有的時候，因為讀書使我耽誤了工作，但那是極少數情況下的事，而且是秘密的，沒有閑話。

    為了顯示我并不是高高在上，我有的時候就推著一輛小車把買來的報紙運回家。

    這樣大家認為我是一個勤勞上進、又守信用的年輕人。

    我從不拖欠，所有文具批發商都拉我做他們的生意，其他商家也主動要求我替他們代銷書籍。

    我可真是一帆風順。

    同時，凱默的信用和生意卻每況愈下，最終被迫把他的印刷所賣了來還債。

    他去了巴巴多斯，在那里住了些個年頭，窮困潦倒。

    凱默有個學徒，他的名字是大衛哈里，我在那里工作的時候指導過他。

    他買下了凱默的機器設備，在費城開起了印刷廠。

    我開始擔心他會成為我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為他的朋友能干又有勢力。

    因此，我提議和他合伙，幸運的是他輕蔑地拒絕了我。

    他這個人很狂傲，穿的像個紳士，生活奢侈，經常在外面尋歡作樂，債務纏身，疏于管理他的生意，因此也沒有業務可做，最后他帶上他的機器，也和凱默一樣去了巴巴多斯。

    在巴巴多斯他雇傭了他原來的老板做工人。

    他們經常吵架。

    哈里仍然不斷地負債，最后被迫把機器賣了返回賓西法尼亞種田去了。

    那個買下哈里機器的人繼續雇傭凱默操作這些機器，幾年以后他就去世了。

    現在，費城除了一個老對手布雷福德就沒有人和我競爭了。

    布雷福德現在生活富裕舒適，他只是雇些零工偶爾干些散活，對生意不是很擔心。

    但是，由于他負責管理郵局，人們認為他有更多的機會得到新聞，他的報紙在投放渠道上也比我有優勢，他的廣告業務也比我多，這對他很有利卻對我不利。

    事實上，我也通過他的郵局收發報紙，但是大家并不知道，我們是私下里秘密進行的，我是通過賄賂郵局的騎師來進行的。

    布雷福德知道了就會毫不留情地禁止，這種行為使我大為惱怒，也因此有點鄙視他。

    因此，當日后我處在他的位置時我從不學他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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