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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坐著沒怎么吭聲的張名振站起身來，拍打著胸口甲胄，“殿下，談到參謀軍需情報監察這些，臣一介武夫不太擅長，但要說到對陣拼殺，臣卻當仁不讓。兩軍交鋒，唯勇者勝，區區一千韃虜漢奸，臣定讓他們有來無回。”

    朱以海對這個回答非常滿意，起身道，“取孤為張帥趕制好的王命旗牌來！”

    親軍取來兩件東西。

    藍色繒布制成的令旗，和金漆木牌。

    “張帥，此為孤親授你之王命旗牌，得此旗牌，軍中可便宜行事，先斬后奏！”

    大明有尚方寶劍，也有王命旗牌，王命旗牌與南北朝時的節、唐代的節度旌節功能類似，握有生殺大權。

    大明的王命旗牌，四旗四牌，每旗用闊絹一幅，長四尺，闊一尺九，槍長六尺五，圍三寸二分。每牌連臥虎蓋長八寸，厚七分。

    令旗令牌，在外不許擅造，須得兵部請旨，工部制造，特旨頒發。

    閑常不許擅用，班師之后照驗還官。

    最初是只授給出征總兵官的，文官不能授予，到后來漸漸濫授，不僅總兵官出征得授王命旗牌，那些分領兵馬進擊的副將、參將、游擊等也能得王命旗牌，再后來提督軍務的巡撫、因為沒有旗牌，沒有了先斬后奏的便宜之權，很難號召的動將領們，于是也請奏頒旗牌。

    到后來，甚至連兵備道們也都能請奏王命旗牌，不過兵備道們多數是向上級的巡撫請求授給旗牌，巡撫有四旗四令，分授一旗，以得便宜。

    弘治年間旗牌三百面，各有編號，后來正德、嘉靖、隆慶各朝又各增數百面，到了明末時，朝廷的王命旗牌已經有數千了。

    甚至不再是四旗四牌，京營總督十一面，協理京營和各掛印總兵各十面，提督八面，贊理軍務六面，總兵副總兵各五副，參將、游擊各三面，而巡撫、兵備道甚至是監軍宦官也一樣能授旗牌。

    旗牌雖濫，但威力一直都在。

    臨陣督軍，必賴旗牌。

    就連當年袁崇煥殺毛文龍，雖說是請尚方劍斬之，但其實袁殺毛之前，可還是擺案焚香，先請出了王命旗牌，然后才用尚方劍斬的。

    尤其是文官們，請頒旗牌以后，就有了賞罰、調軍、提督的權力，除了總領軍務，也可用于政務，以及征調錢糧稅賦。

    軍官臨陣不用者，許以軍法從事，憑旗牌可以直接斬殺。

    因此這些有權擁有旗牌的大將、文臣們，一般還都特設有旗牌官，負責保管執掌旗牌，并在需要時，奉令持旗牌調兵或執法。

    之前朱以海臨危即位監國，一切都是草臺班子。

    哪有什么王命旗牌可授，對張名振、王之仁都是解自己的佩劍，然后充當尚方寶劍授予，這其實也不是正規的尚書劍。

    這次陳潛夫從紹興來，便特帶來了一批張國維于穎他們新造的王命旗牌給朱以海用。

    張名振接過，發現是十旗十令，這是掛印總兵官的規格，比提督還高一級。

    “這是孤頒下的第一份王命旗牌，張帥可憑此號令軍中，便宜行事，有臨陣不用者，許以軍法從事，用孤所賜尚方劍斬之。”

    張名振鄭重接過，將王命旗牌分別交給了自己的妻侄馬呈圖馬貢圖兄弟倆，這兩人原是他中軍家丁隊長，現在特授為旗牌官。

    朱以海又拿出四副旗牌，分別授予沈宸荃、沈文忠、陳潛夫和虞大復，四人分領軍中四處，主管軍政軍令、后勤糧餉、監察執法和軍情偵察等，有這旗牌無疑會方便許多。

    他們的王命旗牌每人六旗六令。

    最后還給羽林前營的楊伯興一副，四旗四令，羽林營做為軍中憲兵，十分特殊，握有執法權，所以特別頒給。

    朱以海還把自己的佩劍解下來，授給楊伯興，王命旗牌配上尚方劍，軍中就沒有不能斬的將領。

    “今夜，張帥負責指揮迎戰，楊將軍負責督戰執法，沈卿等負責后勤輔助。”

    朱以海起身，抬頭望向東方，天空依然晦暗漆黑一片。

    “黎明就在眼前，天明與諸卿共慶勝利。”

    朱以海拒絕眾勸說他離開此地，退到安全之地的建議，不僅不離開，還讓人把他的提督大旗上加上六盞燈籠，好更顯眼一些，更吸引韃子漢奸們。

    “諸卿各去，孤就在此旗下，坐待天明。”

    “放心吧，孤在湖中船上，若是這也不安全，那還有哪安全？況且，今夜，狩獵的人是我們，韃子們才是獵物，哪有獵人怕獵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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