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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份證據證明被告不讓原告工作的具體時間是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此后原告沒有再去過被告處。

    第二份證據，《司法鑒定意見書》，證明《計件工資確認單》上關于原告入職和離職時間及完成工作情況的描述的書寫時間是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后，而被告書寫的‘做完后統一結算’及簽字時間是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之前，前后兩個筆記的形成時間不一致。原告提供的《計件工資確認單》曾經被篡改過，關于入離職時間和工作任務完成情況的描述不是被告的真實意思表示。

    第三份證據，《法律職業資格證書》，證明原告不是普通的技術工人，他曾于二零零七年考過了司法考試，對勞動法的相關規定非常清楚。他是在利用自己熟知勞動法律法規的優勢，搜集證據后通過訴訟謀取不正當利益。

    第四份證據，原告參與訴訟案件匯總表，據不完全統計，自二零零七年至今，原告在冀省、津市、帝都等地先后代理第三人勞動爭議案件五件，作為申請人和原告參與案件訴訟十五件。

    僅二零零九年一年，原告起訴的勞動爭議案件就多達八件（同一案件產生的勞動仲裁和訴訟不計算在內），根據判決書顯示，在二零零九年，原告在企業工作的最長時間為三個月，最短時間為兩天。勞動仲裁和訴訟的訴求極其相似，而且以往案件中出現的《工資證明》與本案的《計件工資確認單》內容相似度極高。

    由此可見，原告近年來頻繁的與不同的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再以請假、遲到早退等各種理由迫使用人單位解除與其的勞動關系，每次勞動關系的存續的時間都非常短，且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原告利用其對勞動爭議方面的法律法規十分熟悉，勞動仲裁經驗豐富的優勢，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收集、保留對其有利的證據，并通過仲裁或者訴訟途徑牟取遠超過正常勞動報酬的大額經濟利益。

    該份證據足可以證明原告在被告處工作的實際目的不是為了提供勞動換取報酬，而是為了不勞而獲，利用對勞動法的熟知通過虛假訴訟賺取巨大利益，其實為職業碰瓷人！”

    王川的話音剛落，原告楊星化嗷嘮一聲站了起來，大喊嚷嚷道：“你踏馬胡說八道，你才是職業碰瓷人，你利用學的法律知識給資本家代理案件，就不怕遭報應！

    我給勞動者代理案件那是劫富濟貧！你們律師就是一幫混蛋，黑的都能說成白的，法官你可得為勞動者撐腰啊！我干了好幾個月一分錢都不給我，還在這罵我是什么碰瓷……

    法官，他在胡說八道，你別聽信他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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