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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者在世界各地修建的堡壘，面對大批土著圍攻幾乎是家常便飯，土著人數少于十倍都不好意思出門。遠得不說，近在眼前的，就是荷蘭人在巴達維亞被土著帝國圍攻。歷史上科恩總督就是在圍城期得了痢疾而死亡，然而土著面對堅城，最終還是鎩羽而歸。

    鄭大木同志之所以能名留史冊成為民族英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打下了荷蘭人修筑在臺灣的熱蘭遮城。然而后世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鄭大木當時率領大軍，是在軍力有巨大優勢的情況下，整整圍困了熱蘭遮城一年時間，直到城里的荷蘭佬彈盡糧絕后，才出城和平簽署了投降條約。

    換句話說，如果荷蘭佬有充足的補給，面對二十倍以上的鄭軍，是完全可以繼續耗下去的——這本來就是堡壘存在的意義。

    要知道在明國以外的地區，各國殖民者們無時無刻不在互相廝殺的，這其中真正能硬打下對方據點的戰役寥寥無幾。相比之下，殖民者因為各種傳染病和土著的封鎖，而不得不主動放棄某處據點的情況，反而要大大多于正面戰爭。

    事實上，一直以來關于堡壘在非洲海岸和南北美，以及印度等等地區無數次的防御經驗，才是促成澳門葡萄牙人最終決定硬來的真正依仗。

    在澳門的葡人高層看來，憑借著城周的幾座炮臺，以及澳門城本身的城防，是完全有可能阻擋敵人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這個時間會很長，長到足以令對手的軍隊產生流行性疾病而失去戰斗力......明國濕熱的南方一定會出現這種局面的。

    到那個時候，大家就可以坐下來，簽署一份體面的“商貿”協議了。

    本著這個戰略思想，今天隨同安德拉德前來領取戰書的兩個隨從，其實是總督大人專門派來的葡人正規軍官。這兩位軍官之前都在葡萄牙不同殖民點服過役，擁有豐富的戰爭經驗。

    他們今天主要觀察的目標，是明軍的戰備情況，不過結局顯然不會令葡萄牙人高興。

    就這一路看到的情況來說，除了意料中的大批軍人之外，另一處癥狀也從側面顯示出了葡人最害怕的長期戰爭的跡象：工地。

    就在他們來時的路旁，有大批民工從一早起就開始了作業。雖說截止安德拉德他們離開時，還看不出到底是什么工程，但無論是什么工程，這都代表著明國官府調動了比想象中更多的資源。

    在安德拉德看來，那些民工是在為軍營或者軍事倉庫打地基。這樣一來，葡人面對長期性戰爭的可能性就大增了。

    “先生們，漫長艱苦的戰事不可避免，如果按照我的觀察。現在，將你們看到的都帶回去吧，總督大人在等著你們。”

    聽到安德拉德的判斷后，另外兩位隨從點點頭，下一刻馬車啟動，半小時后，安德拉德回到了俗稱大炮臺的圣保祿炮臺。

    在這開戰的關鍵時刻，身為戰役總指揮，來自里斯本的總督施維拉爵士，肯定是要一身戎裝在炮臺接受第一手信息的。

    于是就在面對明國方向的大炮臺北邊城頭，施維拉第一時間拿到了開戰文書。盡管沒有隆隆的炮聲，但是就在總督接過文書的這一刻，明葡雙方正式開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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