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頁 ●嚴復翻譯《天演論》 嚴復，字幾道，福建人。少年時期，他考入了家鄉的船政學堂，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教育，后來以第一名的成績被清廷保送到英國去學習兵船駕駛，可嚴復在英國開始醉心于西方社會政治學說，閱讀了孟德斯鳩、達爾文、斯賓塞等大思想家的著作。 嚴復回國以后，先后發生了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接著又發生了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亡國的危機迫在眉睫。于是，他開始撰寫政論鼓吹變法維新，還翻譯了大量的西方近代理論著作。其中，他在戊戌變法前后翻譯出版的《天演論》一書影響最大。 《天演論》的原名叫《進化學與倫理學》，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論文集。嚴復選擇了其中的前兩篇，簡稱為《天演論》，意思就是進化論。從此，進化論引進了中國，震動了古老的神州大地。 嚴復的《天演論》并不是簡單地翻譯原文，而是有選擇、有取舍、有評論、有改造的。他通過序言和大量的按語來闡發自己的見解，并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把原書的理論改造成中國人可以用來反封建、反侵略的進步學說。他說：“歐洲國家之所以膽敢侵略中國，就是因為他們能不斷自強。美洲、澳洲的土著居民之所以一天天衰落，就是因為他們糊里糊涂、渾渾噩噩。”因此，他奉勸國人不要以天朝大國自居了，而應當老老實實地承認，侵略中國的正是“優者”，被侵略的清廷正是“劣者”。在國際生存競爭中，如今的清廷正處于亡國滅種的危險關頭！這些真知灼見敲響了民族危亡的警鐘！ ●辛亥年武昌起義 失敗換來了沉痛的教訓，總結出經驗。黃花崗起義失敗后，同盟會黨人決定把目標轉向長江流域，準備在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地區發動一次新的武裝起義。 1911年（農歷辛亥年）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舉行聯席會議，推舉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孫武為參謀長，制定了起義計劃，預定10月6日發動起義，后因故改期于10月9日。同時派人到上海請同盟會領導人黃興、譚人鳳、宋教仁來鄂主持大計。9日上午8時，孫武等在位于漢口俄租界寶善里的共進會機關總部試制炸彈，因失慎爆炸，孫武受傷被送往醫院，文件全被俄國巡捕搜走，機關暴露。 蔣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緊急會議，決定當晚12時起義。但因命令未能及時送到，起義沒有實現。湖廣總督瑞激下令搜捕黨人，武昌機關遭到破壞，革命黨30余人或被捕，或被殺害，蔣翊武乘混亂之機逃離武昌。10月10日，瑞澂繼續按所獲名冊搜捕黨人，武昌形勢異常緊張。在此危難關頭，新軍中的革命黨人認為“與其束手就摘，不如奮起反擊”。當晚7時過后，工程第八營革命黨的總代表熊秉坤領導該營首先打響了第一槍，他率領十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臺軍械庫，守庫的本營左隊士兵鳴槍配合，順利地占領了楚望臺，一場轟轟烈烈的武昌起義由此爆發。 熊秉坤的槍聲帶動了其他部隊的革命士兵，他們一應而起，推舉隊官吳兆麟為臨時總指揮，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第八鎮司令部。并命已入城的部分炮兵在中和門及蛇山占領發射陣地，向督署進行轟炸。起初，起義軍缺乏協調指揮能力，加上兵力不夠，進攻受挫。晚12時后，起義軍經過部署調整，再一次發起攻擊，突破敵人防線，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為標志，蛇山與中和門附近的炮兵向火光處發炮轟擊。湖廣總督瑞徵打破督署后墻，從長江坐船逃走，第八鎮統制張彪仍舊在司令部頑抗。起義軍經過多次進攻，終于在天亮前占領了督署和鎮司令部，張彪逃至劉家廟，整個武昌城旋即掌控在起義軍的手里。此后，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他們分別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漢陽和漢口。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后，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并號召各省民眾起義響應。在武昌起義勝利的鼓舞下，湖北各縣先后為革命黨人攻占，成立了革命政權，至11月底，湖南、陜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蘇、貴州、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14個省區先后宣布獨立，脫離清朝，建立了軍政府。 武昌起義的成功，標志著“辛亥革命”的勝利，也是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次勝利，它敲響了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喪鐘。 ●中華民國的建立 武昌起義勝利后，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乘船回到上海，黃興、胡漢民、宋教仁、汪精衛等人前往碼頭迎接。12月29日，各省代表會在南京召開，獨立的17省有45名代表出席會議，籌組中央臨時政府，孫中山以絕對多數當選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定國號為“中華民國”，五色旗為國旗，并建立了由黃興、王寵惠和蔡元培分別任陸軍、外交和教育總長，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長，次長也均為同盟會重要骨干的中央政府機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民國的誕生，它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新青年》上海創刊 《新青年》初名《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由陳獨秀主編，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刊。初為月刊，是中國五四運動時期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著名刊物。 《新青年》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它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激進民主主義者的戰斗旗幟，它所全力進行的反對封建主義思想的斗爭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積極的作用。第二階段，它由民主主義刊物向社會主義刊物轉變，在思想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第三階段，它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起組織的機關報和黨中央早期的機關理論刊物，在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上有過一定的成就。《新青年》比較全面地批判了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道德，闡明了民主主義的政治主張。《新青年》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五四”愛國運動以后有了新的發展，《新青年》為新文化運動注入了嶄新的內容。 ●新文化革命運動 北洋軍閥統治黑暗，在思想文化領域里大力推行“復古”“尊孔”等思想，麻醉人民，防止人民反抗。北洋軍閥還把“孔教”定為國教，在許多地方成立“孔教會”“尊孔會”，復古倒退思想泛濫。 以李大釗、魯迅等人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積極宣揚先進的思想文化，他們提倡民主、科學，反對專制、落后，與封建復古思想展開激烈斗爭，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革命運動。 李大釗，河北樂亭人，青年時留學日本，參加過反對袁世凱的斗爭。從1916年開始，李大釗開始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抨擊黑暗的舊社會，號召青年從黑暗的舊社會中走出來，勇敢地去創造一個嶄新的中國。后來李大釗與陳獨秀等人一起領導了五四運動，并積極宣傳馬列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魯迅，浙江紹興人。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表我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用鋒利的文筆戮穿封建道德的假面具。在《狂人日記》中，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實際上就是“吃人的歷史”，他號召人們起來推翻這“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吃人的社會。魯迅后來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 以李大釗、魯迅等人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它號召人們追求民主、科學，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1917年，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他們開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用馬列主義教育和組織人民，將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時期，揭開了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新篇章。 ●中國共產黨誕生 1921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新文化運動已經廣泛宣傳了共產主義思想，五四運動又使共產主義思想得到更快傳播，有很多進步青年開始接受這一思想。隨著形勢發展，在上海、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為以后建立中國共產黨做好了準備。1920年8月，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隨后，各地建立了一批黨的早期組織：李大釗、張國燾等在北京；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武漢；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王燼美、鄧恩銘等在濟南；陳公博等在廣州；周佛海等在日本；周思來等在法國巴黎先后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可爾斯基受共產國際委派，直達上海，提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人如李大釗、陳獨秀等都表示同意，認為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時機已經成熟，確定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僻靜的貝勒路樹德里3號（興業路76號，李漢俊哥哥李書城的寓所，李書城曾任黃興的參謀長，是國民黨的頭面人物），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李大釗、陳獨秀因故未能出席，出席會議代表共12人，代表全國黨員50余人。他們是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湖南的毛澤東、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陳譚秋，山東的王燼美、鄧恩銘，廣東的陳公博及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代表周佛海。馬林、尼可爾斯基與陳獨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也列席了大會。李達、李漢俊不喜交往，與馬林關系不好，而張國燾生性圓滑，他成了馬林與二李間的協調人，他被選為會議主席，毛澤東、周佛海為記錄。23日到30日，前后8天時間，會議進行得較順利。7月30日晚，繼續舉行會議，但卻受到便衣的騷擾、監視，會議被迫中斷。為了使大會繼續開下去，只好轉移會址，代表們分兩批離開上海去嘉興。因考慮馬林、尼可爾斯基出現在嘉興易引人注意；陳公博因害怕，攜妻子李勵莊到了杭州，從容地“游西湖、逛靈隱”。所以，他們三人沒去。 7月31日上午10時左右，代表們到達嘉興，租了一條游船。為了安全起見，代表們帶著樂器、麻將牌上船，船的中艙桌上還擺著酒菜，以游客身份作掩護繼續開會。大會討論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黨的成立宜言，選舉黨的中央機構。黨的綱領和決議，前幾次會議已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討論，因而獲得一致通過。在討論《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時，對南北政府的看法存在分歧，便決定保留意見，留交即將組成的中央局處理。選舉中央領導機構時，眾人認為全國黨員人數比較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暫不成立黨的中央委員會，先組成中央局，負責領導黨的工作。會議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總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下午6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當晚，代表們乘火車返回上海。 中共一大的召開正式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這一天起，中國的革命有了真正的希望，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毛澤東說：“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孫中山北京去世 1925年3月12日上午，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締造者孫中山先生因患肝癌醫治無效，病逝于北京東城鐵獅子胡同5號行轅，終年59歲。病危時，他說的最后一句話是“和平、奮斗、救中國”。 孫中山逝世，舉國為之震驚。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孫中山之死告中國民眾書》，對這位正在同中共密切合作的偉人表示沉痛哀悼。斯大林等眾多國家領導人和知名人士發來唁電。 3月19日，從協和醫院向中央公園移靈，沿途肅立的有十幾萬人，到處是花圈、挽聯。直到晚上7時，送殯隊伍還沒有從公園散盡。在其葬禮舉行期間，先后有200萬人前往吊唁簽名。 ●南昌起義第一槍 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忽視掌握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使絕大部分軍隊都控制在國民黨手中。中國共產黨所能掌握或影響的武裝力量主要集中在國民黨人張發奎統率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中，其中包括賀龍、葉挺等部隊。面對大革命失敗后的嚴重形勢，1927年，月，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張發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中發動軍事暴動，并成立前敵委員會，周恩來任書記。后因發現張發奎己站在汪精衛一邊，中央立即拋棄依賴張發奎的幻想，決定獨立發動反對南京和武漢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行動，即南昌暴動。當時，敵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較薄弱，只有朱培德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及警衛團，第三、第六軍各一部，總共3000多人。在南昌地區，我黨掌握和影響的武裝力量主要有葉挺領導的第20軍，朱德領導的第3軍軍官教育團和南昌公安局的兩個保安隊，由葉挺獨立團為骨干編成的第25師，以及蔡廷錯的第10師等部。還有盧德銘領導的國民政府警衛團和陳毅領導的中央軍政學校武漢分校等部，正由武漢向南昌集中。7月27日，周恩來在南昌召開了有朱德、劉伯承、惲代英、彭湃、葉挺、聶榮臻以及江西黨組織負責人參加的重要會議，成立了以劉伯承為參謀團長，周恩來、葉挺、賀龍為委員的參謀團，下設起義軍總指揮部，由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前委會決定于7月30日舉行起義。正在此時，張國燾由武漢趕到南昌，阻撓起義，以周恩來為首的前委經過激烈斗爭，克服了張國燾的阻撓，毅然決定起義。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在中國共產黨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2萬余人在江西南昌宣布起義。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戰，殲敵3朋舊余人，繳獲槍支5000余支，子彈100萬余發，大炮數門，占領了南昌城。8月2日，駐馬回嶺的第4軍第25師主力，在前委派去的聶榮臻領導下，開到南昌和主力會合. 起義勝利后，部隊仍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賀龍任代總指揮，葉挺任代前敵總指揮，劉伯承任參謀團參謀長，郭沫若任總政治部主任。部隊編為3個軍：第20軍，賀龍兼軍長，黨代表廖乾吾，轄第1、第2、第3師以及軍直教導團和特務營；第11軍，葉挺兼軍長，黨代表聶榮臻，轄第24、第25、第10師和軍直炮兵營；第9軍，軍長韋杵（未到職），副軍長朱德，黨代表朱克靖，以原軍官教育團為骨干，還有一些南昌的印刷和鐵路工人參加，約一個團的兵力。 8月1日上午，前委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討論通過了《聯席會議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新舊軍閥”“實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號和政綱。成立了以共產黨員為領導核心，有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由宋慶齡、鄧演達、譚平山、周恩來、賀龍、葉挺、蘇兆征、惲代英、李立三、張國燾、郭沫若、吳玉章、徐特立、林祖涵、彭湃、何香凝、彭澤民、張曙時等25人組成。這個帶有政權性質的委員會，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目的是繼承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反對南京的蔣介石政府和武漢的汪精衛政府，實質上是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代表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并聯合國民黨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權。同日，由巧名在國共合作時期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共產黨員和7名國民黨左派人士共同署名，發表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宣言》，義正辭嚴地揭露了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叛變行為，強調反對帝國主義，掃除新舊軍閥，要為解決土地問題而斗爭。 南昌起義以實際行動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是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開始，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起點。1933年7月11日，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作出決議，規定每年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并于同年第一次紀念八一建軍節。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規定以“八一”兩字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和軍徽的主要標志。 ●紅色根據地建立 中國眾多的大山中，井岡山不是最出眾的，但它卻以獨特的意義聞名于世——它是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革命軍創立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在這塊紅色的根據地上孕育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新道路，點燃了燎原之勢的星星之火。 1927年9月30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進攻長沙失利后，來到了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軍隊中實行民主制度，從政治上、組織上奠定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這是共產黨建立新型人民軍隊的開始，在建軍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整編后，部隊按毛澤東的指示向井岡山進發。 1927年10月3日，整編后的部隊到達寧岡縣西北部的一個小鎮古城，在這里召開古城會議。古城會議總結了秋收起義的經驗教訓，肯定了堅持向井岡山進軍的戰略，并著重討論了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問題。經過毛澤東的演說和精辟分析，大家一致贊同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但井岡山當時被農民武裝控制著。要想在井岡山立足，就必須掃除這兩個障礙。至于怎么克服，大家意見不一。有的人認為袁文才、王佐實際上是山林土匪，主張用武力消滅他們。毛澤東反對這種意見，他提出了團結、教育、改造這兩支部隊的方針，并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贊同。在毛澤東與袁文才的親自交談和感化下，袁文才深表欽佩，表示同意革命部隊上井岡山，還愿意改造自己的部隊，并勸服住在山上的拜把兄弟王佐一同加入革命部隊，同意革命部隊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這樣，井岡山的大門不費一槍一彈就向革命部隊敞開了。 1927年10月7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兵分兩路進入茅坪，受到熱烈歡迎。10月24日，部隊行至荊竹山村口，毛澤東站在一塊石頭上向戰士們宣布了著名的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講話完畢，毛澤東身背斗笠，率領革命部隊向井岡山的大井村進發。10月27日，部隊來到了井岡山上最大的村鎮茨坪。這樣，秋收起義的部隊在毛澤東的率領下，經過一個多月艱苦轉戰，行程千余里，終于將革命紅旗插上了井岡山的最高峰，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第一個紅色革命根據地。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革命斗爭提供了新的思路，開創了自八一南昌起義以來武裝斗爭的新形勢。毛澤東點燃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開創了在革命轉入低潮的形勢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裝奪取政權的新局面，為中國革命照亮了勝利前進的航程。 ●朱毛井岡山會師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后，毛澤東就一直非常關心南昌起義保存下來的部隊的去向。可是消息被敵人嚴密封鎖著，直到在酃縣水口鎮打游擊的時候，毛澤東才偶然得知朱德的部隊已經到了廣東省潮州、汕頭一帶。 南昌起義部隊有了下落，毛澤東非常高興，他馬上召集千部開會，告訴大家這個好消息。毛澤東說：“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這支部隊是我們黨領導下的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我們一定要設法同他們取得聯系。”大家都表示贊同，于是，就派何長工去廣東尋找朱德的部隊。 何長工偶然得知朱德在云南軍閥范石生的十六軍，他急匆匆地趕過去，終于找到了朱德、陳毅的隊伍。第二天，朱德握著何長工的手，交給他一封信，希望他趕快回到井岡山，和毛澤東同志聯系，他們的隊伍正在策動湘南暴動。何長工帶著信，回到了井岡山。毛澤東聽了何長工的報告后，更加密切地注視著這支革命武裝的行蹤。不久，朱德發動了湘南暴動，但很快就失敗了。朱德不得不帶領隊伍向湖南、江西邊境轉移，但是敵人一直尾追不放。 這時的毛澤東正住在酃縣水口鎮，一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帶領工農革命軍去支援朱德，在毛澤東的掩護下，朱德的部隊安全到達了寧岡礱市。毛澤東完成了掩護任務后，率領工農革命軍返回礱市。有人報告說：“朱德同志住在龍江書院，他正在等您回來。”毛擇東一聽，非常高興，馬仁朝龍江書院走去。 朱德、陳毅等人早就在門口等候了。毛澤東走近龍江書院時，朱德搶先幾步，毛澤東也加快了步伐，兩只有力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兩支革命武裝會合在一起，革命的力量發展壯大了。 不久，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井岡山成立了。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紅四軍的成立，使并岡山革命根據地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工農紅軍在毛澤東的帶領下，走上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道路。后來，根據地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井岡山地區的紅軍力量更加壯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在不斷擴展。 ●二萬五千里長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除項英、陳毅等率領部分紅軍和工作人員3000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繼續堅持斗爭外，紅一方面軍主力8萬多人分別從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今于都）和福建西部的長汀、寧化出發，開始長？征。此時，紅六軍團已撤離湘贛蘇區，會同紅二軍團創建了湘鄂川蘇區，準備迎接中央和紅軍主力的到來。但長征初期，“左”傾領導者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并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行動遲緩，延誤了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時間。 此時，蔣介石已對紅軍的行動意圖有所察覺，他立刻調集重兵，準備將中央紅軍一網打盡。紅軍主力由于要隨時掩護行動遲緩的中央、軍委機關和其它直屬單位，在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并轉移到湘江以西地區時，主力部隊已由原來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在這危急關頭，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主動放棄了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揮戈西南，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 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