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頁 這就是儒家對待父母的態度。 要知道儒家的愛叫“仁”，其根基就是來自對父母的血親之愛，與墨家的“兼愛”是有著非常大區別的。 “仁”是血親之愛的擴充和升華，是將對父母的那種絕對至誠的愛擴充向他人，以求達到對他人也能有足夠真誠的愛，進而實現天下之大愛，這是用血緣紐帶維系社會結構穩定的偉大思路。” 那個墨家弟子本想第一時間反駁。 但是三公子贏天歪嘴一笑。 淡定示之。 那個墨家弟子這才作罷。 那個主持禮儀的儒家弟子有看向了揚朱學派的弟子職責道： “楊朱為我，無君也 在百家之中也有一派跟儒家一樣反對墨家的學說，那就是楊朱學派。 如果說墨家是極致的“利他主義”，那么楊朱學派則是極致的“無利主義”。 墨家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朱學派則講“貴己”、“為我”，“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楊朱學派不主張人們為他人和社會做出貢獻，但同樣不指望他人和社會給與自己什么。 這便頗與道家老子提出“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社會中的觀念相一致，故而有學者指出，楊朱學派其實出自道家。 但從現代視角來看，老子的理想社會建立在人口稀缺，生產力低下的上古時期，人與人之間需要親密合作方可生存。 社會不存在生產過剩的情況，部落間自然也不存在掠奪，私有意識完全沒有誕生的土壤。 但孟子的時代已經進入分封制鐵器農耕時代，生產力和人口數量早已將每個人的生存成本與他人綁定，社會已經不可能出現“老死不相往來”這種情況了。 故而孟子批判楊朱學派“楊朱為我，無君也”。 孟子清醒的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時代已經不可能回到上古的大同社會，君王等級制度已根深蒂固，在這種情況下想要讓百姓能夠安居，便唯有引導君王實施仁政。 楊朱的主張倒行逆施，根本不現實。 所以相比楊朱學派，孟子則更加現實一些?！? 揚朱學派弟子本想和那個主持禮儀的儒家弟子辯論一番。 但被三公子贏天勸了下去。 示意自己會解決。 那個主持禮儀的儒家弟子又看向了農家弟子： “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還有一家學派也曾跟孟子有過辯論，那就是農家，該學派假托上古神農氏名義進行宣傳，故也叫神農家。 當時滕文公有意嘗試孟子的“仁政”思想，吸納來一些云游學者，其中就有一個叫許行的農家學派學者。 有一天許行遇到了儒家弟子陳相，攀談之后陳相被許行說服便轉而信奉農家學說了。 后來這個陳相遇到孟子，便跟孟子轉述了許行的話說： “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滕文公確實是個不錯的君主，可惜他不懂道理。真正賢明的君王應該與百姓一起種地，親自燒火做飯，同時治理國家。 這種思想帶有很強的古樸農業文明的氣息，在上古堯舜時期，部落首領還是通過禪讓來繼承。 當時的首領都是帶頭參與勞動，獲得較高聲望才會被推舉為首領的，比如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治水經歷。 而我國自古又是古老的農業社會，百姓依托農業而生活，所以農家認為君王也應當與百姓一樣，以身作則參與農業生產，帶動百姓生產積極性，如此才是真正的賢明。 這種“與民共耕”的親民思路似乎與儒家“貴民”的思想十分相近，但孟子卻并不認可。 他連續提出反問：“許先生一定要先織布才穿衣服、戴帽子嗎？許先生做飯用的鍋和陶具是自己制作的嗎？許先生用的農具是自己打造的嗎？” 并以此三問來引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樸素原始的社會分工觀點。 用現代的視角來看，雖然孟子將人分為“勞心者”與“勞力者”的說法存在封建性，但相比農家思想，他洞察到了社會分工的出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社會分工的出現伴隨產生了“勞心者”與“勞力者”之間“治”與“被治”的關系，這種關系的誕生其實就是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和百姓之間矛盾對立的出現。 這種矛盾對立伴隨社會生產力發展而誕生，同時又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而也正是因為這種矛盾日益尖銳和凸顯，才促生了諸子百家紛紛出來提出想法，以尋求解決之道的百花齊放之勢。 針對這一矛盾，農家提出讓“勞心者”參與“勞力”以消減矛盾的對立性； 儒家則承認“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對立性，提出讓“勞心者”對“勞力者”施以“仁政”，讓“勞心者”如同父母對待孩子一樣對待“勞力者”的解決方案，從而達到緩和對立雙方的矛盾的效果，這是對于“治”的全面闡釋。 而楊朱、墨翟學派從根本上否認“心”與“力”的對立性，不認為二者存在矛盾，“勞心”與“勞力”都不過一樣的“勞”，沒有區別。 只不過二者在如何“勞”，為誰而“勞”上走向了兩個極端，進而產生了區分。 至于縱橫家，似乎完全服務于“勞心者”，只求鞏固“勞心者”的力量來實現偏向矛盾一方的“壓倒性傾塌”，但矛盾之所以為矛盾，正是因為兩邊實力的對等，此等行為只能加大矛盾的尖銳性。 所以縱橫派終歸如孟子所言乃是“小人之道”也，缺乏統攝天下的宏大視角，雖然也曾光芒萬丈，但終歸不具備納入歷史哲學范疇的資格。 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