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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琦趕緊安排人。此時海軍參謀長董志申趕緊說道：“陛下，日本難道是為了朝鮮？”

    李長遠陛下沒有回答，反倒微微嘆息道：“唉。若是前年就令朝鮮內附，大概就不用擔心這個。”

    此言一出。大周海軍將令們都明白了圣上的判斷。因為，海軍將令中不少人都參加了兩年前的討論。

    大周對朝鮮保持著從大明時代就開始的政策，維持華夏朝廷與朝鮮的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系。并沒有兼并朝鮮的打算。

    然而前去‘平叛’的平叛軍司令將朝鮮國內情況告知朝廷后，還是引發了一次討論。

    朝鮮國內局面已經不是危殆，而是徹底糜爛。如此局面也讓經歷過30年之亂的大周群臣深有感觸。

    大周之前國內糜爛，是因為170年的科舉制度養出了大量士紳階層。這批人乃是純粹的食利階層，不事生產，不懂經營。就是趴在佃戶身上吸血。又因為士紳的一定特權，維持著他們的地位。

    而戰敗的苦果讓大周上下都明白了，非得徹底工業化不可。不管工業化進程多么艱辛與苦澀，不管士紳階層對于工業化有多少怨言。這工業化都要堅定不移的推行下去。

    食利階層是士紳，反對工業化的也是士紳。1870新政所指出的‘國家公敵’當然就由士紳制度給背了鍋。

    大周圣上李長遠在國會發表過一個極為著名的演講，‘大周任何政策都決不能把百姓往死里逼……’

    所以看到朝鮮的真實局面，大周朝廷對朝鮮李朝徹底絕望了。

    李朝的基石并非百姓，而是‘兩班’。所謂兩班，亦稱士大夫，是古代高麗和朝鮮的貴族階級。上朝時，君王坐北向南，以君王為中心，文官排列在東邊，武官排列在西邊，即“文武兩班”。朝鮮的兩班專指上朝會的官員延伸到兩班官員的家族及家門。

    士大夫，自然是士紳。大周文武們所看到的就是一個任由士紳當權，完全不改變國家制度，更不搞工業的國家。

    尤其是看了東學黨領袖給大周圣上的奏折中所寫，彼之生存，全仗百姓，何故置吾民于死地？故百姓日夜盼國亡，有言必稱亡國，曰：‘此朝必亡，非亡不可，何不早亡？’

    當即就有以前佃戶出身的官員請求大周圣上立刻宣朝鮮國王入朝覲見，當面斥責。若是朝鮮國王有悔改的能力，派大周官員前往朝鮮監督執行。若是無力悔改，就另立新王。

    然而立刻有人提出了更激進的政策，就是令朝鮮國王內附。

    發表這般激進觀點的大臣認為，大周內亂中，朝中不乏良臣。而朝廷只是遭遇困難，并沒有到政令不出燕京的局面。

    而朝鮮國局面完全不同。內無法家拂士，外無敵國外患者。而大周又只能斥責，不能直接管理朝鮮。1870新政在大周推行中尚且遇到無數阻力，單以大周與朝鮮的傳統關系。絕無風行草偃的可能。

    與其讓大周圣上的圣旨毫無用處，還不如直接將朝鮮變為郡縣。那樣方可一勞永逸的解救朝鮮百姓。

    之后的討論就變了方向。大周武將們本就不干政，更對于藩屬國沒啥興趣。只能在旁邊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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