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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明顯的，普遍的影響是在教育方面。聯大學生在中學兼課的很多，連聞一多先生都在中學教過國文，這對昆明中學生學業成績的提高，是有很大作用的。

    更重要的是使昆明學生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獨立思考、學術自由的空氣，使他們為學為人都比較開放，比較新鮮活潑。這是精神方面的東西，是抽象的，是一種氣質，一種格調，難于確指，但是這種影響確實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

    [1]昆明的白酒分市酒和升酒。市酒是普通白酒，升酒大概是用市酒再蒸一次，謂之“玫瑰重升”，似乎有點玫瑰香氣。昆明酒店都是盛在綠陶的小碗里，一碗可盛二小兩。

    [2]餌塊分兩種，都是米面蒸熟了的。一種狀如小枕頭，可做湯餌塊、炒餌塊。一種是橢圓的餅，狀如鞋底，在炭火上烤得發泡，一面用竹片涂了芝麻醬、花生醬、甜醬油、油辣子，對合而食之，謂之“燒餌塊”。

    [3]汽鍋雞以正義路牌樓旁一家最好。這家無字號，只有一塊匾，上書大字“培養正氣”，昆明人想吃汽鍋雞，就說：“我們今天去培養一下正氣。”

    [4]小西門馬家牛肉極好。牛肉是蒸或煮熟的，不炒菜，分部位，如“冷片”“湯片”……有的名稱很奇怪。如大筋（牛鞭）、“領肝”（牛肚）。最特別的是“撩青”（牛舌，牛的舌頭可不是撩青草的嗎？但非懂行人會覺得這很費解）。“撩青”很好吃。

    [5]昆明菌子種類甚多，如“雞樅”，這是菌中之王，但有一點我不明白為什么只長在白蟻窩上。牛肝菌，色如牛肝，生時熟后都像牛肝，有小毒，不可多吃，且須加大量的蒜，否則會昏倒。有個女同學吃多了牛肝菌，竟至休克。青頭菌，菌蓋青綠，菌絲白色，味較清雅。味道最為雋永深長、不可名狀的是干巴菌。這東西中吃不中看，顏色紫褐，不成模樣，簡直像一堆牛屎，里面又夾雜了一些松毛、雜草。可是收拾干凈了，撕成蟹腿狀的小片，加青辣椒同炒，一箸入口，酒興頓漲，飯量猛開。這真是人間至味！

    [6]藋字云南讀平聲。

    [7]我們和鳳翥街幾家茶館很熟，不但喝茶、吃芙蓉糕可以欠賬，甚至可以向老板借錢去看電影。

    [8]茶館常有女孩子來賣炒葵花子，繞桌輕喚：“瓜子瓜，瓜子瓜。”

    炸彈和冰糖蓮子

    我和鄭智綿曾同住一個宿舍。我們的宿舍非常簡陋，草頂、土墼墻；墻上開出一個一個方洞，安幾根帶皮的直立的木棍，便是窗戶。睡的是雙層木床，靠墻兩邊各放十張，一間宿舍可住四十人。我和鄭智綿是鄰居。我住三號床的下鋪，他住五號床的上鋪。他是廣東人，他說的話我“識聽坶識講”，我們很少交談。他的脾氣有些怪：一是痛恨京劇，二是不跑警報。

    我那時愛唱京劇，而且唱的是青衣（我年輕時嗓子很好）。有愛唱京劇的同學帶了胡琴到我的宿舍來，定了弦，拉了過門，我一張嘴，他就罵人：

    “丟那媽！貓叫！”

    那兩年日本飛機三天兩頭來轟炸，一有警報，聯大同學大都“跑警報”，從新校舍北門出去，到野地里待著，各干各的事，曬太陽、整理筆記、談戀愛……直到“解除警報”拉響，才拍拍身上的草末，悠悠閑閑地往回走。“跑警報”有時時間相當長，得一兩小時。鄭智綿絕對不跑警報。他干什么呢？他留下來煮冰糖蓮子。

    廣東人愛吃甜食，鄭智綿是其尤甚者。金碧路有一家廣東人開的甜食店，賣綠豆沙、芝麻糊、番薯糖水……番薯糖水有什么吃頭？然而鄭智綿說“好呀！”不過他最愛吃的是冰糖蓮子。

    西南聯大新校舍大圖書館西邊有一座燒開水的爐子。一有警報，沒有人來打開水，爐子的火口就閑了下來，鄭智綿就用一個很大的白搪瓷漱口缸來煮蓮子。蓮子不易爛，不過到解除警報響了，他的蓮子也就煨得差不多了。

    一天，日本飛機在新校舍扔了一枚炸彈，離開水爐不遠，就在鄭智綿身邊。炸彈不大，不過炸彈帶了尖銳哨音往下落，在土地上炸了一個坑，還是挺嚇人的。然而鄭智綿照樣用湯匙攪他的冰糖蓮子，神色不動。到他吃完了蓮子，洗了漱口缸，才到彈坑旁邊看了看，撿起一個彈片（彈片還燙手），罵了一聲：

    “丟那媽！”

    吳雨僧先生二三事

    吳宓（雨僧）先生相貌奇古。頭頂微尖，面色蒼黑，滿臉刮得鐵青的胡子，有學生形容他的胡子之盛，說是他兩邊臉上的胡子永遠不能一樣：剛刮了左邊，等刮右邊的時候，左邊又長出來了。他走路很快，總是提了一根很粗的黃藤手杖。這根手杖不是為了助行，而是為了矯正學生的步態。有的學生走路忽東忽西，擋在吳先生的前面，吳先生就用手杖把他撥正。吳先生走路是筆直的，總是匆匆忙忙的。他似乎沒有逍遙閑步的時候。

    吳先生是西語系的教授。他在西語系開了什么課我不知道。他開的兩門課是外系學生都可以選讀或自由旁聽的。一門是“中西詩之比較”，一門是“紅樓夢”。

    “中西詩之比較”第一課我去旁聽了。不料他講的第一首詩卻是：

    一去二三里，

    煙村四五家。

    樓臺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吳先生認為這種數字的排列是西洋詩所沒有的。我大失所望了，認為這講得未免太淺了，以后就沒有再去聽，其實講詩正應該這樣：由淺入深。數字入詩，確也算得是中國詩的一個特點。駱賓王被人稱為“算博士”。杜甫也常以數字為對，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吳先生講課這樣的“卑之勿甚高論”，說明他治學的樸實。

    “紅樓夢”是很“叫座”的，聽課的學生很多，女生尤其多。我沒有去聽過，但知道一件事。他一進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著，就馬上出門，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聯大教室的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搬來搬去。吳先生以身作則，聽課的男士也急忙蜂擁出門去搬椅子。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吳先生才開講。吳先生講課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行動，很能體現“賈寶玉精神”。

    文林街和府甬道拐角處新開了一家飯館，是幾個湖南學生集資開的，取名“瀟湘館”，掛了一個招牌。吳先生見了很生氣，上門向開館子的同學抗議：林妹妹的香閨怎么可以作為一個飯館的名字呢！開飯館的同學尊重吳先生的感情，也很知道他的執拗的脾氣，就提出一個折中的方案，加一個字，叫作“瀟湘飯館”。吳先生勉強同意了。

    聽說陳寅恪先生曾說吳先生是《紅樓夢》里的妙玉，吳先生以為知己。這個傳說未必可靠，也許是哪位同學編出來的。但編造得頗為合理，這樣的編造安在陳先生和吳先生的頭上，都很合適。

    吳先生長期過著獨身生活，吃飯是“打游擊”。他經常到文林街一家小飯館去吃牛肉面。這家飯館只有一間門臉，賣的也只是牛肉面。小飯館的老板很尊重吳先生。抗戰期間，物價飛漲，小飯館隨時要調整價目。每次漲價，都要征得吳先生同意。吳先生聽了老板說明漲價的理由，把老的價目表撤下，在一張紅紙上用毛筆正楷寫一張新的價目表貼在墻上：燉牛肉多少錢一碗，牛肉面多少錢一碗，凈面多少錢一碗。

    抗戰勝利，三校（西南聯大是清華、北大、南開聯合起來的）復員，不知道為什么吳先生沒有回清華（他是老清華了），我就沒有再見到吳先生。有一陣謠傳他在四川出了家，大概是因為他字“雨僧”而附會出來的。后來打聽到他輾轉在武漢大學、香港大學教書，最后落到北碚師范學院。“文化大革命”中挨斗得很厲害。罪名之一是他曾是“學衡派”，被魯迅罵過。這是一篇老賬了，不知道造反派怎么翻了出來。他在挨斗中跌斷了腿。他不能再教書，一個月只能領五十元生活費。他花三十七塊錢雇了一個保姆，只剩下十三塊錢，實在是難以度日，后來他回到陜西，死在老家。吳先生可以說是窮困而死。一個老教授，落得如此下場，哀哉！

    觀音寺

    我在觀音寺住過一年。觀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個荒村，沒有什么寺——從前也許有過。西南聯大有幾個同學，心血來潮，辦了一所中學。他們不知通過什么關系，在觀音寺找了一處校址。這原是資源委員會存放汽油的倉庫，廢棄了。我找不到工作，閑著，跟當校長的同學說一聲，就來了。這個汽油倉庫有幾間比較大的屋子，可以當教室，有幾排房子可以當宿舍，倒也像那么一回事。房屋是簡陋的，瓦頂、土墻，窗戶上沒有玻璃——那些五十三加侖的汽油桶是不怕風雨的。沒有玻璃有什么關系！我們在聯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戶上都沒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紙，抹一點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員一人一間宿舍，室內床一、桌一、椅一。還要什么呢？挺好。每個月還有一點微薄的薪水，餓不死。

    這地方是相當野的。我來的前一學期，有一天，薄暮，有一個趕馬車的被人捅了一刀——昆明市郊之間通馬車，馬車形制古樸，一個有篷的車廂，廂內兩邊各有一條木板，可以坐八個人，馬車和身上的錢都被搶去了，他手里攥著一截突出來的腸子，一邊走，一邊還問人：“我這是什么？我這是什么？”

    因此這個中學里有幾個校警，還有兩支老舊的七九步槍。

    學校在一條不寬的公路邊上，大門朝北。附近沒有店鋪，也不見有人家。西北圍墻外是一個孤兒院，有二三十個孩子，都挺瘦。有一個管理員。這位管理員不常出來，不知道是什么樣子，但是他的聲音我們很熟悉。他每天上午、下午都要教這些孤兒唱戲。他大概是云南人，教唱的卻是京戲，而且老是那一段：《武家坡》。他唱一句，孤兒們跟著唱一句：“一馬離了西涼界”——“一馬離了西涼界”；“不由人一陣陣淚灑胸懷”——“不由人一陣陣淚灑胸懷”。聽了一年《武家坡》，聽得人真想淚灑胸懷。

    孤兒院的西邊有一家小茶館，賣清茶、葵花子，有時也有兩塊芙蓉糕。還賣市酒。昆明的白酒分升酒（玫瑰重升）和市酒。市酒是劣質白酒。

    再往西去，有一個很奇怪的單位，叫作“滅虱站”。這還是一個國際性的機構，是美國救濟總署辦的，專為國民黨的士兵消滅虱子。我們有時看見一隊士兵開進大門，過了一會兒，我們在附近散了一會兒步之后，又看見他們開了出來。聽說這些兵進去，脫光衣服，在身上和衣服上噴一種什么藥粉，虱子就滅干凈了。這有什么用呢？過幾天他們還不是渾身又長出虱子來了嗎？

    我們吃了午飯、晚飯常常出去散步。大門外公路對面是一大片農田。田里種的不是稻麥，卻是胡蘿卜。昆明的胡蘿卜很好，淺黃色，粗而且長，細嫩多水分，味微甜。聯大學生愛買了當水果吃，因為很便宜。女同學尤其愛吃，因為據說這種胡蘿卜含少量的砷，吃了可以駐顏。常常看見幾個女同學一人手里提了一把胡蘿卜。到了宿舍里，嘎吱嘎吱地嚼。胡蘿卜田是很好看的。胡蘿卜葉子瑣細，顏色濃綠，密密的，把地皮蓋得嚴嚴的，說它是“堆錦積繡”，毫不為過。再往北，有一條水渠。渠里不常有水。渠沿兩邊長了很多木香花。開花的時候白燦燦的耀人眼目，香得不得了。

    學校后面——南邊是一片丘陵。山上有一口池塘。這池塘下面大概有泉眼，所以池水常滿，很干凈。這樣的池塘按云南人的習慣應該叫作“龍潭”。龍潭里有魚，鯽魚。我們有時用自制的魚竿來釣魚。這里的魚未經人釣過，很易上鉤。坐在這樣的人跡罕到的池邊，仰看藍天白云，俯視釣絲，不知身在何世。

    東面是墳。昆明人家的墳前常有一方平地，大概是為了展拜用的。有的還有石桌石凳，可以坐坐。這里有一些矮柏樹，到處都是藍色的野菊花和報春花。這種野菊花非常頑強，連根拔起來養在一個破缽子里，可以開很長時間的花。這里后來成了美國兵開著吉普帶了妓女來野合的場所。每到月白風清的夜晚，就可以聽到公路上不斷有吉普車的聲音。美國兵野合，好像是有幾個集中的地方的，并不到處撒野。他們不知怎么看中了這個地方。他們扔下了好多保險套，白花花的，到處都是。后來我們就不大來了。這個玩意，總是不那么雅觀。

    我們的生活很清簡。教書，看書。打橋牌，聊大天。吃野菜，吃灰菜、野莧菜。還吃一種叫作豆殼蟲的甲蟲。我在小說《老魯》里寫的，都是真事。噢，我們還演過話劇，《雷雨》，師生合演。演周萍的叫王惠。這位老兄一到了臺上簡直是暈頭轉向。他站錯了地位，導演著急，在布景后面叫他：“王惠，你過來！”他以為是提詞，就在臺上大聲嚷嚷：“你過來！”弄得同臺的演員莫名其妙。他忘了詞，無緣無故在臺上大喊：“魯貴！”我演魯貴，心說：壞了，曹禺的劇本里沒有這一段呀！沒法子，只好上去，沒話找話：“大少爺，您明兒到礦上去，給您預備點什么早點？煮幾個雞蛋吧！”他總算明白過來了：“好，隨便，煮雞蛋！去吧！”

    生活清貧，大家倒沒有什么災病。王惠得了一次破傷風——打籃球碰破了皮，感染了。有一個姓董的同學和另一個同學搭一輛空卡車進城。那個同學坐在駕駛艙里，他靠在卡車后面的擋板上，擋板的鐵閂松開了，他摔了下去。等找到他的時候，壞了，他不會說中國話了，只會說英語，而且只有兩句：“iamcold，iamhungry.（我冷，我餓。）”翻來覆去，說個不停。這二位都治好了。我們那時都年輕，很皮實，不太容易被疾病打倒。

    炮仗響了。日本投降那天，昆明到處放炮仗，昆明人就把抗戰勝利叫作“炮仗響了”。這成了昆明人計算時間的標記，如：“那會兒炮仗還沒響”，“這是炮仗響了之后一個月的事情”。大后方的人紛紛忙著“復員”，我們的同學也有的聯系汽車，計劃著“青春作伴好還鄉”。有些因為種種原因，一時回不去，不免有點恓恓惶惶。有人抄了一首唐詩貼在墻上：

    故園東望路漫漫，

    雙袖龍鐘淚不干。

    馬上相逢無紙筆，

    憑君傳語報平安。

    詩很對景，但是心情其實并不那樣酸楚。昆明的天氣這樣好，有什么理由急于離開呢？這座中學后來遷到篆塘到大觀樓之間的白馬廟，我在白馬廟又接著教了一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才走。

    地質系同學

    西南聯大各系的學生各有特點，中文系的不衫不履，帶點名士氣。工學院的同學挾著畫圖板、丁字尺，一個個全像候補工程師。從法律系二三年級的學生身上已經可以看出一位名律師或大法官的影子。商學系的同學很實際，他們不愛幻想。從舉止、動作、談吐上，大體上可以勾畫出我們的同學可能經歷的人生道路。但這只是相對而言，比較而言，不能像礦物一樣可以用光譜測定。比如，有一個比我高兩班的同學，讀了四年工學院，畢業后又考進文學研究所做哲學研究生，由實入虛，你說他該是什么風度呢？不過地質系的學生身上共同的特點是比較顯著的。

    首先，他們的身體都很好。學地質的沒有好身體是不行的。學校對報考地質系的考生的體檢要求特別嚴格。搞地質不能只在實驗室里搞，大部分時間要從事野外作業，走長路，登高山（據我所知現在的中國登山隊的運動員有兩位原來是讀地質的），還要背很重的礦石，經常要風餐露宿，生活條件很艱苦，身體差一點是吃不消的。地質系的男同學大都身材較高，挺拔英俊，女同學身體也很好。他們大都是運動員，打籃球、排球，是系隊、校隊的代表。從儀表上說，他們都有當電影明星的潛質。

    他們的價值觀念是清楚的。他們對自己所選擇的學業和事業的道路是肯定的。他們沒有彷徨、猶豫、困惑。從一開頭就有一種奉獻精神——學地質是不可能升官發財的。他們充分認識到他們的工作對于國家的意義，一般說來，他們的祖國意識比別的系的同學更強烈，更實在。

    他們都很用功。學地質，理科的底子，數學、物理、化學都要比較好。但是比較特別的是，他們除了本門科學，對一般文化，包括文學藝術，也有廣泛的興趣。因此地質系的同學大都文質彬彬，氣度瀟灑，毫無鄙俗之氣，是一些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地質系同學在學校時就做出了很大成績。云南地方曾出了厚厚的一本《云南礦產普查報告》，就是西南聯大地質系師生合作搞出來的。

    他們從野外作業列隊歸來，穿著夾克，背著厚帆布背包，足蹬厚底翻皮長靴，或是平常穿了干凈的藍布長衫（地質系的學生都愛干凈），在學校的土路從容走著，我都有好感，對他們很欣賞。

    其實我所認識的地質系的同學不多，一共只有四個，都是一九三九年入學，四三班的，和我一個班級。

    比較熟識的是馬杏垣。我對馬杏垣有較深的印象不是由于對他的專業學識有所了解，而是因為他會刻木刻。聯大當時沒有人刻木刻，一個學地質的刻木刻尤其稀罕。馬杏垣曾參加曾昭掄先生所率領的康藏考察團到過一趟西藏，回來在壁報上發表了他的一系列鉛筆速寫和木刻。他發表木刻用的筆名是“馬蹄”，有時用兩個英文縮寫字母“m.t.”。他的木刻作品偶爾在昆明的報刊上也發表過。據我看，他的木刻是很有風格，很不錯的。如果他不學地質而學美術，我相信也會成為一個優秀的畫家、木刻家的。多才多藝，是聯大許多搞自然科學的教授、學生的一個共同的特點。

    馬杏垣畢業后到美國留學。

    一九四八年，我在北京午門的歷史博物館工作，有一天來了一位參觀的上歲數的人，河北豐潤一帶的口音，他不知怎么知道我是西南聯大的，問我認識不認識馬杏垣，我說認識。他說他是馬杏垣的父親。于是跟我滔滔不絕地談起馬杏垣，他說了些什么，我已經不記得，只記得老人家很為他這個現在美國的兒子感到驕傲。是呀，有這樣的兒子，是值得驕傲。馬杏垣回國后在地質研究所工作，曾任所長，后來聽說擔任名譽所長。木刻，我想，大概是不刻了。

    第二個是楊起。他是楊振聲先生的兒子。楊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在楊先生處見過他。他長得很像楊先生。他是蓬萊人，個頭很高，一個典型的山東大漢，文雅的、謙虛的山東大漢。他給我的印象是非常謙虛，一種從里到外的謙虛。他知道我是楊先生比較喜歡的學生，因此在校舍的土路上相逢，都很親切地點頭招呼。

    還有一個是歐大澄。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認識的，可能是由于我的一個同系同班的同學和他是中學同學，他和這個同學常相過從，我和他也就熟識了。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喜愛音樂的。我不能確記著他是會拉提琴、彈吉他，或吹口琴。但是他很能欣賞西洋古典音樂，這一印象我想沒有錯。即使記錯了，我覺得他身上有一種古典音樂熏陶出來的氣質，這一點不會錯。

    楊起、歐大澄，現在都不知道在哪里。

    因為認識歐大澄，這樣也就對郝貽純有些印象。因為她常和歐大澄在一起走。郝貽純在女同學里是長得好看的，但是她從來不施脂粉（我們的女同學有一些是非常“捯飭”的，每天涂了很重的口紅去聽課），淡雅素樸，落落大方。她好像也是打排球的。

    郝貽純這幾年參與了一些政治活動。我不知道她是人大代表還是全國政協委員，好像還是全國婦聯的委員。人大、政協、婦聯有這樣的委員，似乎這些會還有點開頭。郝貽純是徹底“從政”了，還是還沒有放棄她的本行？

    我的地質系的同學，年齡和我不相上下，都已經過了七十了。他們大概是離、退休了。但是我很知道，他們會是離而不休、退而不休的。他們大概都還在查資料、寫論文，在培養博士生、碩士生，不會是聽鳥養花、優游終老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多好的知識分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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