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頁 我們街坊有兩個孩子爬到五樓房頂上拿著照相機對著釣魚臺拍照，剛按快門，這座樓已經被釣魚臺的警衛圍上了。 釣魚臺原來有一座門，靠南邊，朝西，像一座小城門，石額上有三個館閣體的楷書：“釣魚臺”。附近的居民稱之為“古門”。這座門正對玉淵潭。玉淵潭和釣魚臺原是一體。張問陶詩中的“一片明湖出林杪”，指的正是玉淵潭。玉淵潭有一條貫通南北的堤，把潭分成東西兩半，堤中有水閘，東西兩湖的水是相通的。原來潭東、潭西和當中的土堤都是可以走人的。自從江青住進釣魚臺之后，把挨近釣魚臺的東湖沿岸都安了帶毛刺的鐵絲網——老百姓叫它“鐵蒺藜”。鐵蒺藜是釘在沿岸的柳樹上的。這樣，東湖就成了禁地。行人從潭中的堤上走過時，不免要向東邊看一眼，看看可望而不可即的釣魚臺，沉沉煙靄，蒼蒼樹木。 “四人幫”垮臺后，鐵蒺藜拆掉了，東湖解放了。湖中有人劃船、釣魚、游泳。東堤上又可通行了。很多人散步、練氣功、遛鳥。有些游人還愛扒在“古門”的門縫上往里看。警衛的戰士看到，也并不呵斥。有一年，修繕西南角的建筑，為了運料方便，打開了古門，人們可以看到里面的“養元齋”，一灣流水，幾塊太湖石，叢竹高樹。釣魚臺不再那么神秘了。 原來的鐵蒺藜有的是在柳樹上箍一個圈，再用釘子釘上的，有一棵柳樹上的鐵蒺藜拆不凈，因為它已經長進樹皮里，拔不出來了。這棵柳樹就帶著外面拖著一截的鐵蒺藜往上長，一天比一天高。這棵帶著鐵蒺藜的樹，是“四人幫”作惡的一個歷史見證。似乎這也像經了“文化大革命”一通折騰之后的中國人。 翠湖心影 有一個姑娘，牙長得好。有人問她： “姑娘，你多大了？” “十七。” “住在哪里？” “翠湖西。” “愛吃什么？” “辣子雞。” 過了兩天，姑娘摔了一跤，磕掉了門牙。有人問她： “姑娘多大了？” “十五。” “住在哪里？” “翠湖。” “愛吃什么？” “麻婆豆腐。” 這是我在四十四年前聽到的一個笑話。當時覺得很無聊（是在一個座談會上聽一個本地才子說的）。現在想起來覺得很親切。因為它讓我想起翠湖。 昆明和翠湖分不開，很多城市都有湖。杭州西湖、濟南大明湖、揚州瘦西湖。然而這些湖和城的關系都還不是那樣密切。似乎把這些湖挪開，城市也還是城市。翠湖可不能挪開。沒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為昆明了。翠湖在城里，而且幾乎就挨著市中心。城中有湖，這在中國，在世界上，都是不多的。說某某湖是某某城的眼睛，這是一個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了。然而說到翠湖，這個比喻還是躲不開。只能說：翠湖是昆明的眼睛。有什么辦法呢，因為它非常貼切。 翠湖是一片湖，同時也是一條路。城中有湖，并不妨礙交通。湖之中，有一條很整齊的貫通南北的大路。從文林街、先生坡、府甬道，到華山南路、正義路，這是一條直達的捷徑。——否則就要走翠湖東路或翠湖西路，那就繞遠多了。昆明人特意來游翠湖的也有，不多。多數人只是從這里穿過。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從喧囂擾攘的鬧市和刻板枯燥的機關里，匆匆忙忙地走過來，一進了翠湖，即刻就會覺得渾身輕松下來；生活的重壓、柴米油鹽、委屈煩惱，就會沖淡一些。人們不知不覺地放慢了腳步，甚至可以停下來，在路邊的石凳上坐一坐，抽一支煙，四邊看看。即使仍在匆忙地趕路，人在湖光樹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樣了。翠湖每天每日，給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療養啊。因此，昆明人——包括外來的游子，對翠湖充滿感激。 翠湖這個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適。小了，不夠一游；太大了，游起來怪累。湖的周圍和湖中都有堤，堤邊密密地栽著樹。樹都很高大，主要的是垂柳。“秋盡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樹好像到了冬天也還是綠的。尤其是雨季，翠湖的柳樹真是綠得好像要滴下來。湖水極清。我的印象里翠湖似沒有蚊子。夏天的夜晚，我們在湖中漫步或在堤邊淺草中坐臥，好像都沒有被蚊子咬過。湖水常年盈滿。我在昆明住了七年，沒有看見過翠湖干得見了底。偶爾接連下了幾天大雨，湖水漲了，湖中的大路也被淹沒，不能通過了。但這樣的時候很少。翠湖的水不深，淺處沒膝，深處也不過齊腰。因此沒有人到這里來自殺。我們有一個廣東籍的同學，因為失戀，曾投過翠湖。但是他下湖在水里走了一截，又爬上來了。因為他大概還不太想死，而且翠湖里也淹不死人。翠湖不種荷花，但是有許多水浮蓮。肥厚碧綠的豬耳狀的葉子，開著一望無際的粉紫色的蝶形的花，很熱鬧。我是在翠湖才認識這種水生植物的。我以后也再沒看到過這樣大片大片的水浮蓮。湖中多紅魚，很大，都有一尺多長。這些魚已經習慣于人聲腳步，見人不驚，整天只是安安靜靜的，悠然地浮沉游動著。有時夜晚從湖中大路上過，會忽然撲哧一聲，從湖心躍起一條極大的大魚，嚇你一跳。湖水、柳樹、粉紫色的水浮蓮、紅魚，共同組成一個印象：翠。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到昆明來考大學，寄住在青蓮街的同濟中學的宿舍里，幾乎每天都要到翠湖。學校已經發了榜，還沒有開學，我們除了騎馬到黑龍潭、金殿，坐船到大觀樓，就是到翠湖圖書館去看書。這是我這一生去過次數最多的一個圖書館，也是印象極佳的一個圖書館。圖書館不大，形制有一點像一個道觀，非常安靜整潔。有一個側院，院里種了好多盆白茶花。這些白茶花有時整天沒有一個人來看它，就只是安安靜靜地欣然地開著。圖書館的管理員是一個妙人。他沒有準確的上下班時間。有時我們去得早了，他還沒有來，門沒有開，我們就在外面等著。他來了，誰也不理，開了門，走進閱覽室，把壁上一個不走的掛鐘的時針“咔啦啦”一撥，撥到八點，這就上班了，開始借書。這個圖書館的藏書室在樓上。樓板上挖出一個長方形的洞，從洞里用繩子吊下一個長方形的木盤。借書人開好借書單——管理員把借書單叫作“飛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紙片都叫作“飛子”，買米的發票、包裹單、汽車票，都叫“飛子”——這位管理員看一看，放在木盤里，一拽旁邊的鈴鐺，“當啷啷”，木盤就從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個滑車。不一會兒，上面拽一下鈴鐺，木盤又系了下來，你要的書來了。這種古老而有趣的借書手續我以后再也沒有見過。這個小圖書館藏書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們想看的書大都能夠借到。過了兩三個小時，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點像陳老蓮畫出來的古典的圖書管理員站起來，把壁上不走的掛鐘的時針“咔啦啦”一撥，撥到十二點：下班！我們對他這種以意為之的計時方法完全沒有意見。因為我們沒有一定要看完的書，到這里來只是享受一點安靜。我們的看書，是沒有目的的，從《南詔國志》到福爾摩斯，逮著什么看什么。 翠湖圖書館現在還有嗎？這位圖書管理員大概早已作古了。不知道為什么，我會常常想起他來，并和我所認識的幾個孤獨、貧窮而有點怪癖的小知識分子的印象摻和在一起，越來越鮮明。總有一天，這個人物的形象會出現在我的小說里的。 翠湖的好處是建筑物少。我最怕風景區擠滿了亭臺樓閣。除了翠湖圖書館，有一簇洋房，是法國人開的翠湖飯店。這所飯店似乎是終年空著的。大門雖開著，但我從未見過有人進去，不論是中國人還是法國人。此外，大路之東，有幾間黑瓦朱欄的平房，狹長的，按形制似應該叫作“軒”。也許里面是有一方題作什么軒的橫匾的，但是我記不得了。也許根本沒有。軒里有一陣曾有人賣過面點，大概因為生意不好，停歇了。軒內空蕩蕩的，沒有桌椅。只在廊下有一個賣“糠蝦”的老婆婆。“糠蝦”是只有皮殼沒有肉的小蝦，曬干了，賣給游人喂魚。花極少的錢，便可從老婆婆手里買半碗，一把一把撒在水里，一尺多長的紅魚就很興奮地游過來，搶食水面的糠蝦，唼喋有聲。糠蝦喂完，人魚俱散，軒中又是空蕩蕩的，剩下老婆婆一個人寂然地坐在那里。 路東伸進湖水，有一個半島。半島上有一個兩層的樓閣。閣上是個茶館。茶館的地勢很好，四面有窗，入目都是湖水。夏天，在閣子上喝茶，很涼快。這家茶館，夏天，是到了晚上還賣茶的（昆明的茶館都是這樣，收市很晚），我們有時會一直坐到十點多鐘。茶館賣蓋碗茶，還賣炒葵花子、南瓜子、花生米，都裝在一個白鐵敲成的方碟子里，昆明的茶館計賬的方法有點特別：瓜子、花生，都是一個價錢，按碟算。喝完了茶，“收茶錢！”堂倌走過來，數一數碟子，就報出個錢數。我們的同學有時臨窗飲茶，嗑完一碟瓜子，隨手把鐵皮碟往外一扔，“pia——”碟子就落進了水里。堂倌算賬，還是照碟算。這些堂倌們晚上清點時，自然會發現碟子少了，并且也一定會知道這些碟子上哪里去了。但是從來沒有一次收茶錢時因此和顧客吵起來過；并且在提著大銅壺用“鳳凰三點頭”手法為客人續水時也從不拿眼睛“賊”著客人。把瓜子碟扔進水里，自然是不大道德，不過堂倌不那么斤斤計較的風度卻是很可佩服的。 除了到翠湖圖書館看書，喝茶，我們更多的時候是到翠湖去“窮遛”。這“窮遛”有兩層意思，一是不名一錢地遛，一是無窮無盡地遛。“園日涉以成趣”，我們遛翠湖沒有個夠的時候。尤其是晚上，踏著斑駁的月光樹影，可以在湖里一遛遛好幾圈。一面走，一面海闊天空，高談闊論。我們那時都是二十歲上下的人，似乎有很多話要說，可說，我們都說了些什么呢？我現在一句都記不得了！ 我是一九四六年離開昆明的。一別翠湖，已經三十八年了，時間過得真快！ 我是很想念翠湖的。 前幾年，聽說因為搞什么“建設”，挖斷了水脈，翠湖沒有水了。我聽了，覺得悵然，而且，憤怒了。這是怎么搞的！誰搞的？翠湖會成了什么樣子呢？那些樹呢？那些水浮蓮呢？那些魚呢？ 最近聽說，翠湖又有水了，我高興！我當然會想到這是三中全會帶來的好處。這是撥亂反正。 但是我又聽說，翠湖現在很熱鬧，經常舉辦“蛇展”什么的，我又有點擔心。這又會成了什么樣子呢？我不反對翠湖游人多，甚至可以有游艇，甚至可以設立攤篷賣破酥包子、燜雞米線、冰激凌、雪糕，但是最好不要搞“蛇展”。我希望還我一個明爽安靜的翠湖。我想這也是很多昆明人的希望。 吃飯 關榮魁行二，他又姓關，后臺演員戲稱他為關二爺，或二爺。他在科班學的是花臉，按說是銅錘、架子兩門抱。他會的戲不少，但都不“咬人”。演員隊長葉德麟派戲時，最多給他派一個“八大拿”里的大大個兒、二大個兒、何路通、金大力、關泰。他覺得這真是屈才！他自己覺得“好不了角兒”，都是由于葉德麟不捧他。劇團要排“革命現代戲”《杜鵑山》，他向葉德麟請戰，他要演雷剛。葉德麟白了他一眼：“你？”——“咱們有嗓子呀！”——“去去去，一邊兒涼快去！”關二爺出得門來，打了一個“哇呀”：“有眼不識金鑲玉，錯把茶壺當夜壺，哇呀……” 關二爺在外面，在劇團里雖然沒多少人捧他，在家里可是絕對權威，一切由他說了算。據他說，想吃什么，上班臨走給媳婦囑咐一聲：“是米飯、炒菜，是包餃子——韭菜的還是茴香的，是煎鍋貼兒、瓠塌子，熬點小米粥或者棒碴兒粥、小醬蘿卜，還是臭豆腐……” “她要是不給做呢？” “那就給什么吃什么唄！” 關二爺回答得很麻利。 “哦，力巴摔跤[1]！” 申元鎮會的戲很多，文武昆亂不擋，但臺上只能來個中軍、家院，他沒有嗓子。他要算一個戲曲鑒賞家，甭管是老生戲、花臉戲，什么叫馬派、譚派，哪叫裘派，他都能說得頭頭是道。小聲示范，韻味十足。只是大聲一唱，什么也沒有！青年演員、中年演員，很愛聽他談戲。關二爺對他尤其佩服得五體投地，老是糾纏他，讓他說裘派戲，整出整出地說，一說兩個小時。說完了“紅繡鞋”牌子，他站起要走，關二爺拽著他：“師哥，別走！師哥師哥，再給說說！師哥師哥！……”——“不行，我得回家吃飯！”別人勸關二爺，“榮魁，你別老是死乞白賴，元鎮有他的難處！”大家交了交眼神，心照不宣。 申元鎮回家，媳婦拉長著臉：“飯在鍋里，自己盛！” 為什么媳婦對他沒好臉子？因為他陽痿。女人曾經當著人大聲地喊叫：“我算倒了血霉，嫁了這么個東西，害得我守一輩子活寡！” 但是他們也一直沒有離婚。 葉德麟是唱丑的，“玩意兒”平常。嗓子不響堂，逢高不起，嘴皮子不脆，在北京他唱不了方巾丑、袍帶丑，湯勤、蔣干，都輪不到他唱；賈桂讀狀，不能讀得炒蹦豆似的；婆子戲也不見精彩；來個《賣馬》的王老好、《空城計》的老軍還對付。老是老軍、王老好，吃不了蹦蝦仁。樹挪死，人挪活，他和幾個拜把子弟兄一合計：到南方去闖闖！就憑“京角”這塊金字招牌，雖不能大紅大紫，怎么著也賣不了胰子[2]。到杭嘉湖、里下河一帶去轉轉，捎帶著看看風景，嘗嘗南邊的吃食。商定了路線，先到濟南、青島，沿運河到里下河，然后到杭嘉湖。說走就走！回家跟媳婦說一聲，就到前門車站買票。 南方山明水秀，吃食各有風味。鎮江的肴肉、揚州富春的三丁包子、嘉興的肉粽、寧波的黃魚鲞篤肉、紹興的霉干菜肉，都蠻“嶄”。使葉德麟稱道不已的是在高郵吃的昂刺魚氽湯，味道很鮮，而價錢極其便宜。 南方飯菜好吃，戲可并不好唱。里下河的人不大懂戲，他們愛看《九更天》《殺子報》這一類剖肚開膛剁腦袋的戲，對“京字京韻”不欣賞。杭嘉湖人看戲要火爆，真刀真槍，不管書文戲理。包公竟會從三張桌上翻“臺漫”下來。觀眾對從北京來的角兒不滿意，認為他們唱戲“弗賣力”。哥幾個一商量：回去吧！買了一些土特產，蘇州采芝齋的松子糖、陸稿薦的醬肘子、東臺的醉泥螺、扁尖筍、黃魚鲞、霉干菜，大包小包，瓶瓶罐罐上了火車。刨去路費，所剩無幾。 進了門，洗了一把臉，就叫媳婦拿碗出門去買芝麻醬，帶兩根黃瓜、一塊豆腐、一瓶二鍋頭。嚼著黃瓜喝著酒，葉德麟喟然有感：回家了！ “要飽還是家常飯”，葉德麟愛吃面，炸醬面、打鹵面、芝麻醬花椒油拌面，全行。他愛吃拌豆腐，就酒。小蔥拌豆腐、香椿拌豆腐，什么都沒有，一塊白豆腐也成，撒點鹽、味精，滴幾滴香油！ 葉德麟這些年走的是“正字”。他參加了國營劇團。他謝絕舞臺了，因為他是個汗包，動動就出汗，連來個《野豬林》的解差都是一身汗，連水衣子都濕透了。他得另外走一條路。他是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就入了黨。臺上沒戲，卻很有組織行政才能。幾屆黨委都很信任他。他擔任了演員隊隊長。日常排戲、派活，外出巡回演出、“跑小組”，誰去，誰不去，都得由他決定。誰能到中南海演出，誰不能去，他說了算。到香港演出、到日本演出，更是演員都關心，都想爭取的美事——可以長戲份、吃海鮮、開洋葷、看外國姑娘，有誰、沒誰，全在隊長掂量。葉隊長的筆記本是演員的生死簿。 葉德麟也有不順心的事。 一是兒子老在家里跟他鬧。兒子中學畢業，沒考上大學，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只能到處打游擊，這兒干兩天，那兒干兩天。兒子認為他混成這相，全得由他老子負責。他說老子對他的事不使勁，只顧自己保官，不管兒女前途。他變得脾氣暴躁，蠻不講理，一點小事就大喊大叫，說話非常難聽。動不動就摔盤子打碗。葉德麟氣得渾身發抖，無可奈何。 一件是出國演出沒有他。劇團要去澳大利亞演出，葉德麟忙活了好一陣，添置服裝、燈光器械、定“人位”——出國名額要壓縮，有些群眾演員必須趕兩三個角色。卻沒有葉德麟！這對他的打擊可太大了。他差一點當場暈死過去。他被送進了醫院：血壓猛增，心絞痛發作。 住了半個月院，出院了。 他有時還到團里來，到醫務室量量血壓、要點速效救心丸。自我解嘲：血壓高了，降壓靈加點劑量；心臟不大舒服，多來一瓶“速效救心”！他坐在小會議室里，翻翻報。他也希望有人陪他聊聊，路過的爺們跟他也招呼招呼，只是都是淡淡的，“賣羊頭的回家——不過細鹽（言）”。 快過年了。他兒子給他買了兩瓶好酒，一瓶“古井貢”，一瓶“五糧液”，他兒子的工作問題解決了，他學會開車，在一個公司當司機，有了穩定的收入。葉德麟拿了這兩瓶酒，說：“得嘞！”這句話說得很凄涼。這里面有多重意義、無限感慨。一是有這兩瓶酒，這個年就可以過得美美的。兒子還是兒子，還有點孝心；二是他使盡一輩子心機，到了有此結局，也就可以了。 葉德麟死了，大面積心肌梗死急性發作。 照例要開個追悼會，但是參加的人稀稀落落，葉德麟人緣不好，大家對他都沒有什么感情。為什么會這樣呢？ 因為他對誰都也沒有感情。他是一個無情的人。 靳元戎也是唱丑的，歲數和葉德麟差不多，脾氣秉性可很不相同。 靳元戎凡事看得開。“四人幫”時期，他被精簡了下來，下放干校勞動。他沒有滿腹牢騷，唉聲嘆氣，而是活得有滋有味，自得其樂。干校地里有很多麻雀，他結了一副攔網，逮麻雀，一天可以逮百十只，撕了皮，醬油、料酒、花椒大料腌透，入油酥炸，下酒。干校有很多螞蚱，一會兒可捉一口袋，摘去翅膀，在瓦片上焙干，卷烙餅。 他說話很“葛”。 干校來了個“領導”。他也沒有什么名義，不知道為什么當了“領導”。此人姓高，在市委下面的機關轉來轉去，都是沒有名義的“領導”，搞政治工作，干校都稱之為“高政工”。他常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餿點子。《地道戰》里有一句詞：“各村都有高招”，于是大家又稱之為“高招”。干校本來是讓大家來鍛煉的，不要求糧量，高招卻一再宣傳增產。年初定生產計劃，是他一再要求提高指標。指標一提再提，高政工總是說：“低！太低！”靳元戎提出：“我提一個增產措施：咱們把地掏空了，種兩層，上面一層，下面一層。”高政工認真聽取了靳元戎的建議，還很嚴肅地說：“這是個辦法！是個辦法！” 逮逮麻雀，捉螞蚱，跟高政工逗逗，幾年一晃也就過去了。 “四人幫”垮臺，干校解散，各回原單位，靳元戎也回到了劇團。他接替葉德麟，當了演員隊隊長。 他群眾關系不錯。他的處世原則只有兩條：一，秉公辦事；二，平等待人。對誰的稱呼都一樣：“爺們兒”。 他好吃，也會做。有時做幾個菜，約幾個人上家里來一頓。他是回民，做的當然都是清真菜：炸卷果、炮糊（炮羊肉炮至微糊）、它似蜜、燒羊腿、羊尾巴油炒麻豆腐。有一次煎了幾鐺雞肉餡的鍋貼，是從在雞場當場長的老朋友那兒提回來的大騸雞，撕凈筋皮，用刀背細剁成茸，加蔥汁、鹽、黃酒，其余什么都不擱，那叫一個絕！ 他好喝，四兩衡水老白干沒有問題。他得過心絞痛，還是照喝不誤。有人勸他少喝一點，他說：“沒事，我喝足了，就心絞不疼了。”——這是一種奇怪的語法。他常用這種不通的語言講話，有個小青年說：“‘心絞不疼’，這叫什么話！”他的似乎不通的語言多著呢！ 他喝酒有個習慣，先鋪好炕，喝完了，把炕桌往邊上一踢，伸開腿就進被窩，隨即鼾聲大作。熟人知道他這個脾氣，見他一鉆被窩，也就放筷子走人，明兒見！ 他現在還活著，但已是滿頭白發，老矣。 [1]北京的歇后語，“力巴摔跤，給嘛吃嘛”。 [2]北京的軍樂隊混不下去，解散了，落魄奏樂手只能拿一支小號在胡同吹奏，賣肥皂，戲班里稱他們“賣了胰子”。 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