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修養是句比較舊式的話，它的意思大略近于現代的“文藝學習”，不過更是寬泛一點，也就好講一點。魯迅的著作，不論小說或是雜文，總有一種特色，便是思想文章都很深刻犀利。這個特色尋找它的來源，有人說這是由于地方的關系。因為在浙江省中間有一條錢塘江，把它分為東西兩部分，這兩邊的風土民情稍有不同，這個分別也就在學風上表現了出來。大概說來，浙西學派偏于文，浙東則偏于史，就清朝后期來說，袁隨園【1】與章實齋【2】，譚復堂【3】與李越縵【4】，都是很好的例子。再推上去，浙東還有毛西河【5】，他幾乎專門和“朱子”朱晦庵【6】為難，攻擊的絕不客氣，章實齋李越縵不肯犯“非圣無法”的嫌疑，比起來還要差一點了。拿魯迅去和他們相比，的確有過之無不及，可以說是這一派的代表。不過這一種議論，恐怕未免有唯心論的色彩，而且換句話說，無異于說是“師爺”派，與“正人君子”的代言人陳源的話相近，所以不足為憑，現在可以不談。但是，說部分影響當然是有的，不但他讀過《文史通義》和《越縵堂日記》，就是只聽祖父介孚公平日的訓話，也是影響不小了。介孚公晚年寫有一冊《恒訓》，魯迅曾手抄一本，保存至今，其中所說的話什九不足為訓，可以不提，但是說話的谿刻，那總是獨一的了。

    我們客觀一點尋找魯迅思想文章的來源，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是本國的，二是外國的。說到第一點，他讀得中國古書很多，要具體的來說不但煩瑣，也不容易，我們只好簡單的來綜結一句，他從那里邊獲得了兩件東西，即是反封建禮教的思想，以及唯物思想的基礎。讀者們應當記得他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那是極好的資料，說明他反禮教思想的起源。《二十四孝》據說是“朱子”所編教孝的通俗書，專門發揮“三綱”中的“父為子綱”的精義的。書卻編得很壞，許多迂闊迷信，不近人情，倒也罷了，有的簡直兇殘無道，如“郭巨埋兒”這一節，在魯迅的文章里遭到無情的打擊，這也就顯示它給他的刺激是多么的大。歷代稍有理性的文人大抵都表示過反對，可是只單獨的說一遍，沒有什么力量，魯迅多看野史筆記，找到許多類似的事實，有如六朝末武人朱粲以人為軍糧，南宋初山東義民往杭州行在，路上吃人肉干當干糧，一九〇六年徐錫麟暗殺恩銘，被殺后心肝為衛兵所吃，把這些結合起來，得到一句結論曰禮教吃人。這個思想在他胸中存在了多少年，至一九一八年才成熟了，以《狂人日記》的形式出現于《新青年》上，不但是新文學的開始，也是反禮教運動的第一陣。他的唯物思想的根苗并不出于野史筆記，乃是從別個來源獲得的。說來也覺得有點奇怪，這來源是佛經一類的書籍。他讀古書，消極方面歸納得“禮教吃人”，建立起反封建道德的思想，但積極方面也得到益處，了解祖國偉大的文化遺產。他愛好歷代的圖畫，后來興起板畫運動，輯錄史地佚書，唐以前古逸小說，都有很大的成就。詞章一方面他排斥歷來的“正統派”，重新予以估價，看重魏晉六朝的作品，過于唐宋，更不必說“八大家”和桐城派了。中國佛經有許多種都是唐以前譯出的，因此可以算是六朝的作品，他便以這個立場來加以鑒賞。魯迅從謝無量的兄弟，留學印度的萬慧法師那里聽到說，唐朝玄奘的譯經非常正確，但因為求忠實故，幾乎近于直譯，文字很不容易懂。反過來說，唐以前即六朝的譯經，比較自由，文詞流暢華麗，文藝價值更大。魯迅曾初讀佛經，當作六朝文看，并不想去研究它里邊的思想，可是不意他所受的影響卻正是屬于思想的。他看了佛經結果并不相信佛教，但是從本國撰述的部類內《弘明集》中，發見了梁代范縝的《神滅論》，引起他的同感，以后便成了神滅論者了。手邊沒有《弘明集》，不可能來引用說明，就所記得的說來，大體是說神不能離形而獨存，最有名的譬喻是用刀來比方，說形體是刀，精神是刀鋒，刀鋒的銳利是因刀而存在，刀滅則刀鋒（利）也就滅了，因此神是也要與形俱滅的。魯迅往南京進了礦路學堂，學習自然科學，受到了科學洗禮，但是引導他走向唯物路上去的，最初還是范縝的《神滅論》，后來的科學知識無非供給更多的證據，使他更堅定的相信罷了。

    魯迅從外國文學方面學習得來的東西很多，更不容易說，現在只能很簡單的，就他早期寫小說的時代來一談。他于一九〇六年從醫學校退學，決意要來搞文藝運動，從辦雜志入手，并且擬定名稱曰“新生”。計劃是定了，可是沒有資本，同人原來也只是四名，后來脫走了一個，就只剩下了三人，即是魯迅，許壽裳和我。《新生》的運動是孤立的，但是脈搏卻與當時民族革命運動相通，雖然魯迅并不是同盟會員。那時同盟會刊行一種機關報，便是那有名的《民報》，后來請章太炎先生當總編輯，我們都很尊重，可是它只著重政治和學術，顧不到文藝，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來負擔下去。因為這個緣故，《新生》的介紹翻譯方向便以民族解放為目標，搜集材料自然傾向東歐一面，因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處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掙扎，想要擺脫帝國主義的束縛，俄國雖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爭，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羅之列，而且成為重點了。這原因是東歐各國的材料絕不易得，俄國比較好一點，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雜志刊行雖已中止，收集材料計劃卻仍在進行，可是很是艱難，因為俄國作品英日譯本雖有而也很少，若是別的國家如匈牙利，芬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當時叫塞爾維亞與克洛諦亞），便沒有了，德譯本雖有但也不到東京來，因此購求就要大費氣力。魯迅查各種書目，又在書攤購買舊德文文學雜志，看廣告及介紹中有什么這類的書出版，托了相識的書店向丸善書店定購，這樣積累起來，也得到了不少，大抵多是文庫叢書小本，現在看來這些小冊子并無什么價值，但得來絕不容易，可以說是“粒粒皆辛苦”了。他曾以一角錢在書攤上買得一冊文庫本小書，是德文譯的匈牙利小說，名曰“絞刑吏的繩索”，乃是愛國詩人裴多菲所作，是他唯一的小說。這冊小書已經很破舊了，原來裝訂的鐵絲銹斷，書頁已散，可是魯迅視若珍寶，據我的印象來說，似乎是他收藏中唯一寶貴的書籍。這小說的分量并不很多，不知道他為什么緣故，不曾把它譯了出來。

    《新生》沒有誕生，但是它的生命卻是存在的。一九〇七年因了孫竹丹的介紹，給《河南》雜志寫文章，重要的有一篇《摩羅詩力說》，可以當作《新生》上的論文去看。一九〇九年因了蔣抑卮的借款，印出了兩冊《域外小說集》，登載好些俄國和波蘭的作品，也即是《新生》的資料。但是魯迅更大的績業乃是在創作的小說上，在這上邊外國文學的力量也是不小的。這里恐怕也可以有些爭辯，現在只能照我所見的事實來說，給予他影響的大概有這些作家與作品。第一個當然要算俄國的果戈理，他自己大概也是承認，“狂人日記”的篇名便是直接受著影響，雖然內容截然不同，那反禮教的思想乃是魯迅所特有的。魯迅晚年很費心力，把果戈理的《死魂靈》翻譯出來，這部偉大的小說固然值得景仰，我們也可以說，這里看出二者的相類似，魯迅小說中的許多腳色，除時地不同外，豈不也就是《死魂靈》中的人物么？第二個我想舉出波蘭的顯克微支來。顯克微支的晚期作品都是歷史小說，含有反動的意義，不必說了，但他早期的作品的確有很好的，《域外小說集》中《燈臺守》的詩都是他親手所譯，《炭畫》一卷尤其為他所賞識，可能也給他一些影響。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寫有一部長篇小說，名曰“我是貓”，假托貓的口氣，描寫社會情狀，加以諷刺，在日本現代文學上很是有名，魯迅在東京的時候也很愛讀。在魯迅的小說上雖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跡，但總受到它的有些影響，這是魯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認的。

    《文藝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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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袁隨園名枚，字子才，杭州人。乾隆時（十八世紀）以詩名。思想比較自由，特別關于兩性問題主張開放。

    【2】章實齋名學誠，紹興人，乾隆時史學家，有學問而思想較舊，反對袁隨園的主張，作文批評，多極嚴刻。著有《文史通義》等書。

    【3】譚復堂名獻，杭州人，善詩文，生于清末，為章炳麟之師。

    【4】李越縵名慈銘，紹興人，生于清末，長于史學及詩文，喜謾罵人，作文批評亦多嚴刻。著有詩文集及《越縵堂日記》。

    【5】毛西河名奇齡，紹興蕭山人，生于清初（十七世紀），學問極淵博，著有《西河合集》數百卷。解說經書極有新意，最不喜朱熹的學說，多所攻擊，其大膽為不可及。

    【6】朱晦庵名熹，福建人，通稱朱文公，南宋時道學家，注解四書，宣傳舊禮教，最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