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宇宙風》寫了一篇關(guān)于魯迅的學問的小文之后，便擬暫時不再寫這類文章，所以有些北平天津東京的新聞雜志社的囑托都一律謝絕了，因為我覺得多寫有近乎投機，雖然我所有的資料都是些事實，并不是平常的應(yīng)酬話。說是事實，似乎有價值卻也沒價值，因為這多是平淡無奇的，不是奇跡，不足以滿足觀眾的欲望。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資料，但唯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做一個人去看待，不是當做“超人”。乃宇宙風社來信，叫我再寫一篇，略說豫才在東京時代的文學的修養(yǎng)，算作前文的補遺，因為我在那里曾經(jīng)提及，卻沒有敘述。這也成為一種理由，所以補寫了這篇小文，姑且當作一點添頭也罷。

    豫才的求學時期可以分作三個段落，即自光緒戊戌（一八九八）年至辛丑（一九〇一）年在南京為前期，自辛丑至丙午（一九〇六）年在東京及仙臺為中期，自丙午至宣統(tǒng)己酉（一九〇九）年又在東京為后期。這里我所要說的只是后期，因為如他的自述所說，從仙臺回到東京以后，他才決定要弄文學。但是在這以前他也未嘗不喜歡文學，不過只是賞玩而非攻究，且對于文學也還未脫去舊的觀念。在南京的時候，豫才就注意嚴幾道的譯書，自《天演論》以至《法意》，都陸續(xù)購讀。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遺事》出后，隨出隨買，我記得最后的一部是在東京神田的中國書林所買的《黑太子南征錄》，一總大約有三二十種吧。其時“冷血”的文章正很時新，他所譯述的《仙女緣》，《白云塔》我至今還約略記得，又有一篇囂俄（今改譯雨果）的偵探談似的短篇小說，叫作什么尤皮的，寫得很有意思，蘇曼殊又在上海報上譯登《慘世界》，于是一時囂俄成為我們的愛讀書，找些英日文譯本來看。末了是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只有更大不會更小。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當初讀了的確很有影響，雖然對于小說的性質(zhì)與種類后來意見稍稍改變，大抵由科學或政治的小說漸轉(zhuǎn)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不過這只是不側(cè)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么變更，即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后來的熟語來說，可說是屬于為人生的藝術(shù)這一派的。丙午年春天豫才在仙臺的醫(yī)學專門學校退了學，回家去結(jié)婚，其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練兵處考取留學日本，在堂里閑住半年，這才決定被派去學習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轉(zhuǎn)，同豫才到東京去。豫才再到東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經(jīng)在《朝花夕拾》中一篇文章里說過，不必重述，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欲救中國須從文學開始。他的第一步的運動是辦雜志。那時留學生辦的雜志并不少，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fā)心想要創(chuàng)辦，名字定為“新生”，—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點記不的確了，但多少總有關(guān)系。其時留學界的空氣是偏重實用，什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于文學都很輕視，《新生》的消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為奇，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會是學臺所取的進學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么。又有客—仿佛記得是胡仁源—對豫才說，你弄文學做甚，這有什么用處？答云，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客乃默然。看這種情形，《新生》的不能辦得好原是當然的。《新生》的撰稿人共有幾個，我不大記得，確實的人數(shù)里有一個許季茀（壽裳），聽說還有袁文藪，但他往英國去后就沒有消息了。結(jié)果這雜志沒有能辦成，我曾根據(jù)安特路朗的幾種書寫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話》，稿今已散失，《新生》的原稿紙卻還有好些存在。

    辦雜志不成功，第二步的計劃是來譯書。翻譯比較通俗的書賣錢是別一件事，賠錢介紹文學又是一件事，這所說的自然是屬于后者。結(jié)果經(jīng)營了好久，總算印出了兩冊《域外小說集》。第一冊有一篇序言，是豫才的手筆，說明宗旨云：

    “《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shù)新宗，由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于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海之微漚歟，而性解思惟，實寓于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暮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過了十一個年頭，上海群益書社愿意重印，加了一篇新序，用我出名，也是豫才所寫的，頭幾節(jié)是敘述當初的情形的，可以抄在這里：

    “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可以轉(zhuǎn)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yè)，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卻幾乎全無。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jīng)營，姑且嘗試，這結(jié)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劃，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多少冊的。如此繼續(xù)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介紹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于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jié)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于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后再沒有人買了。于是第三冊只好停版，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里。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失了火，我們的書和紙版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這里可以附注幾句。《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印了一千本，第二冊只有五百本。印刷費是蔣抑卮（名鴻林）代付的，那時蔣君來東京醫(yī)治耳疾，聽見譯書的計劃甚為贊成，愿意幫忙，上海寄售處也即是他的一家綢緞莊。那個去試驗買書的則是許季茀也。

    《域外小說集》兩冊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希米亞一人二篇，芬蘭一人一篇。從這上邊可以看出一點特性來，那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統(tǒng)，一是偏重被壓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國的安特來夫作二篇，伽爾洵作一篇，系豫才根據(jù)德文本所譯。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的風氣尚不發(fā)達，比較的紹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格涅夫，我們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志出版，我們便忙著尋找，如有一篇關(guān)于俄國文學的紹介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篇拆出保存，至于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火與劍》之外，不會有人講到的，所以沒有什么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shè)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國，波蘭，捷克，塞爾維亞（今稱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為主，其次是丹麥瑙威瑞典荷蘭等，西班牙意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時候日本大談“自然主義”，這也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所買自然主義發(fā)源地的法國著作，大約也只是茀羅培耳，莫泊三，左拉諸大師的二三卷，與詩人波特萊耳，威耳倫的一二小冊子而已。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瑞克闌姆”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托相模屋書店向丸善定購，書單一大張而算起賬來沒有多少錢，書店的不憚煩肯幫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澤死于肺病，于今卻已有廿年了。德文雜志中不少這種譯文，可是價太貴又難得，只能于舊書攤上求之，也得到了許多，其中有名叫什么ausfremdenzungen（記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種，內(nèi)容最好，曾有一篇評論荷蘭作家藹覃的文章，豫才的翻譯《小約翰》的意思實在是起因于此的。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李長吉有點關(guān)系吧，雖然也不能確說。此外有伽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笑》，則與勒耳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契訶夫的《決斗》，均未及譯，又甚喜科羅連珂，后來多年后只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卻是果戈里，《死魂靈》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以及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內(nèi)，其杰作《炭畫》后亦譯出，但《得勝的巴耳忒克》未譯，至今以為憾事。用滑稽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跡，這是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于此，此蓋為但能熱罵的人所不及知者也。捷克有納路達，扶爾赫列支奇，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丕佛林多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匈牙利則有詩人裴多菲山陀耳，死于革命之戰(zhàn)，豫才為《河南》雜志作《摩羅詩力說》，表章拜倫等人的“撒但派”詩文，而以裴多菲為之繼，甚致贊美，其德譯詩集一卷，又唯一的中篇小說曰“絞刑吏的繩索”，從舊書攤得來時已破舊，豫才甚珍重之。對于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只看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豫才俟各卷印本出即陸續(xù)買讀，又曾熱心讀其每天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小說《虞美人草》，至于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嘗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亦只取田山花袋的小說《棉被》一讀，似不甚感興味。豫才后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沉重處乃自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來也。豫才于拉丁民族的文藝似無興趣，德國則于海涅之外只取尼采一人，《札拉圖斯忒拉如是說》一冊常在案頭，曾將序說一篇譯出登雜志上，這大約是《新潮》吧，那已在“五四”以后了。

    豫才在醫(yī)學校的時候?qū)W的是德文，所以后來就專學德文，在東京的獨逸語學協(xié)會的學校聽講。丁未（一九〇七）年曾和幾個友人共學俄文，有許季茀，陳子英（名濬，因徐錫麟案避難來東京），陶望潮（名鑄，后改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權(quán)（劉申叔的親屬，后以偵探嫌疑被同盟會人暗殺于上海），共六人，教師名瑪利亞孔特，居于神田，蓋以革命逃亡日本者。未幾子英先退，獨自從師學，望潮因?qū)⑼L崎從俄人學造炸藥亦去，四人無力支持，遂解散。戊申（一九〇八）年從章太炎先生講學，來者有許季茀，錢均甫（家治），朱逷先（希祖），錢德潛（名夏，后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丙午丁未之際我們翻譯小說《匈奴奇士錄》等，還多用林琴南筆調(diào)，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幾道的文章也嫌它有八股氣了。以后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諦普虐克的《一文錢》—這篇小品我至今還是很喜歡—曾登在《民報》上，請?zhí)紫壬催^，改定好些地方，至庚申（一九二〇）年重印，因恐排印為難，始將有些古字再改為通用的字。這雖似一件小事，但影響卻并不細小，如寫烏字下面必只有兩點，見樑字必覺得討厭，即其一例，此所謂文字上的一種潔癖，與復古全無關(guān)系，且正以有此潔癖乃能知復古之無謂，蓋一般復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談，若身穿深衣，手寫篆文的復古，雖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

    豫才在那時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為主，俄則取其反抗壓制，希求自由也。但他始終不曾加入同盟會，雖然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是與同盟會有關(guān)系的人。他也沒有加入光復會。當時陶煥卿（成章）也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xiāng)的關(guān)系常來談天，龔未生大抵同來。煥卿正在聯(lián)絡(luò)江浙會黨中人，計劃起義，太炎先生每戲呼為煥強盜或煥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起來了，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zhàn)爭情形，口講指畫，歷歷如在目前。嘗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屬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會黨的聯(lián)合會章，記有一條云，凡犯規(guī)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wù)撸剖恰褒堫^”。煥卿嘗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何如？數(shù)月后煥卿移居，乃復來取去。以浙東人的關(guān)系，豫才似乎應(yīng)該是光復會中人了。然而又不然。這是什么緣故呢？我不知道。我所記述的都重在事實，并不在意義，這里也只是記述這么一件事實罷了。

    這篇補遺里所記是丙午至己酉（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這四年間的事情，在魯迅一生中屬于早年，且也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我所要說的本來就只是這一點，所以就此打住了。我曾說過，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約我要算知道得頂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頂清楚，所以關(guān)于后年的事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即不知為不知也。早年也且只談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無奇的事情，假如可取，可取當在于此，但或者無可取也就在于此乎。

    廿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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