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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這些錢，郭仲并沒有花在自家生活上頭，而是按月接濟許多曾在他麾下作戰，后來因傷因病退伍的舊部，這固然是他的性子所致，也是他治軍用人手段的一環。

    另外一個拿了全部資財入股上海行的，則是駱和尚。他得了紅利以后，在益都建了座大寺院，寺院里僧人念的是佛經，卻能喝酒吃肉，好不快活。

    當然，眼光不如郭仲元等人，所以死摳著俸祿不放的軍官也有不少，但大體說來，高層的將帥幾乎全都得益于海貿，而一旦得益，便是數倍于俸祿的好處。

    中層鈐轄、都將這一級，也有半數投了股本在海上，同樣因此而得富裕。

    這就造成了一個局面，那就是定海軍將校們在軍事上頭，可以把宋國當作敵人看待；但在日常的生發上頭，在個人和家族的實際收益上頭，他們和宋國的許多官員們，其實是深深綁定在一處的。

    若在大金開國初年，女真軍事貴族們都是茹毛飲血的野蠻人，他們能想到的，唯一一條攫取好處的途徑就是戰場廝殺劫掠，那自然就毫無顧忌地廝殺劫掠。

    但郭寧的政權可不是女真人的政權。某種程度上，定海軍一開始就是個依靠貿易的政權。他們的軍事優勢，來自于經濟上的優勢，甚至有些軍事行動根本就是為了保證或者攫取經濟優勢。

    所以，哪怕去年宋國阻斷海貿，定海軍的應對策略也非武力。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兩家若有廝殺，海貿必受影響，兩家內部無數人的利益隨即便要損失。

    在此情況下，宋人想要依托經濟而平衡北方局勢的企圖，倒也不能說完全失敗。

    此刻他們揮軍而來，若主動翻臉，那沒說的，眾將必然要還之以刀劍，殺得他們血流成河；但如果宋人打著盟友互助的旗號前來，定海軍諸將還真有點小心翼翼，唯恐宋軍有了什么額外傷損，以至于影響到兩國邦交。

    既然如此，宋軍如果圖謀開封，己方又如何阻止呢？開封如果意圖藉著宋人的力量來謀求自保，己方可不就是投鼠忌器？

    “派個使者去吧，問問宋人究竟作何打算。”有人提議。

    話音未落，外頭馬蹄聲又響。

    這次來的是個信使：“啟稟周國公，晉卿先生到了。隨行的，還有南朝宋國使者，考功員外郎宣繒……他帶來了宋國右丞相史彌遠的親筆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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