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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之交，回眸凝睇，看中國百余年文化云涌星馳，時有新思想的閃電，撕裂舊意識的陰霾；亦有文人之吶喊，儒士之捐軀；有詩作檄文，有歌成戰鼓；有魯迅勇猛所擲的投槍，有聞一多喋血點燃的《紅燭》；有《新青年》上下求索強國之道，有新文化運動勢不兩立的摧枯拉朽……

    俱往矣！

    歷史的塵埃落定，前人的身影已遠，在時代遞進的褶皺里，百余年文化積淀下了怎樣的質量？又向我們呈現著怎樣的“表情”？

    弱國文化的“表情”，怎能不是愁郁的？怎能不是悲愴的？怎能不是凄楚的？

    弱國文人的文化姿態，怎能不迷惘？怎能不《彷徨》？怎能不以其卓越的清醒，而求難得之“糊涂”？怎能不以習慣了的溫聲細語，而拼作斗士般的仰天長嘯？

    當憂國之心屢遭挫創，當同類的頭被砍太多，文人的遁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倘我們的目光透過百年，向歷史的更深遠處回望過去，那么遁隱的選擇，幾乎也是中國古代文人的“時尚”了。

    那么我們就不能不談《聊齋志異》了。蒲松齡作古已近三百年；《聊齋志異》成書面世二百四十余年。之所以要越過百年先論此書，實在因為它是我最喜歡的文言名著之一。也因近百年中國文化的扉頁上，分明染著蒲松齡那個朝代的種種混雜氣息。

    蒲公筆下的花精狐魅、鬼女仙姬，幾乎皆我少年時夢中所戀。

    《聊齋志異》是出世的。

    蒲松齡的出世是由于文人對自己身處當世的嫌惡。他對當世的嫌惡又源于他仕途的失意。倘他仕途順遂，富貴命達，我們今人也許——就無《聊齋》可讀了。

    《聊齋》又是入世的，而且入得很深。

    蒲松齡背對他所嫌惡的當世，用四百余篇小說，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較適合他那一類文人之心靈得以歸宿的“擬幻現世”。美而善的妖女們所愛者，幾乎無一不是他那一類文人。自從他開始寫《聊齋》，他幾乎一生浸在他的精怪故事里，幾乎一生都在與他筆下那些美而善的妖女眷愛著。

    但畢竟的，他背后便是他們嫌惡的當世，所以那當世的污濁，漫過他的肩頭，淹向他的寫案——故《聊齋》中除了那些男人們夢魂縈繞的花精狐魅，還有《促織》《夢狼》《席方平》中的當世丑類。

    《聊齋》乃中國古代文化“表情”中亦冷亦溫的“表情”。作者以冷漠對待他所處的當世，將溫愛給予他筆下那些花狐鬼魅……

    《水滸》乃中國百年文化前頁最為激烈的“表情”。由于它的激烈，自然被朝廷所不容，被列為禁書。它雖產生于元末明初，所寫雖是宋代的反民英雄，但其影響似乎在清末更大，預示著“山雨欲來風滿樓”……

    而《紅樓夢》，撇開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主線，讀后確給人一種盛極而衰的挽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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