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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減壓最早見于17世紀，一位名叫里奧拉納斯的外科醫生選擇從正面切開心包。為此他不僅需要用小刀切開病人的皮膚，還需要給胸骨打孔，步驟異常繁瑣。

    但因為沒有麻醉，手術過程很快就完成了。

    結局如何已不可考，唯一明確的是給心臟減壓的手術就這么流傳了下來。即使出現了創傷更小的經皮穿刺術，切開減壓也能以心包壓塞最后處理手段的姿態，出現在外科治療的項目之中。

    甚至在20世紀早期，心包切開引流因為視野暴露全面等問題，安全性要高于經皮盲穿的心包穿刺。這種情況直到影像學崛起，并成為外科重要支撐后才得以改善。

    但如此有效的心包切開引流術并不是常規手術，真正愿意做這個手術的外科醫生非常少。

    主要原因為兩點。

    第一點在于極少人了解的外傷時血液的凝固機制。

    血液經心臟破口外溢到心包腔內，立刻就會啟動凝血程序，不需要太久就能形成一團凝固的血凝塊。而對于這一過程的發現和確定，則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從1842年發現血小板后，生理學家們前赴后繼用了百年時間陸續發現纖維蛋白、纖維蛋白原、凝血酶、凝血酶原【1】

    醫學是一個由多種知識堆積而成的學科，看似內外科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但任何一個分支的發展都受限于整體知識的發展水平。

    1866年的奧地利自然沒人理解血液為什么會凝固，也沒人知道血液什么時候會凝固。能了解癥狀并診斷心包積液的醫生雖然有，但數量極為有限，而敢于在診斷之后執行穿刺手術的人就更少了。

    如果在穿刺之后發現沒能回抽出血液，那所有人都會選擇放棄。

    他們會像剛才那些外科醫生那樣質疑自己的判斷，以為傷員并沒有出現心包壓塞。即使診斷明確，他們也會質疑自己的穿刺技術，認為沒能穿刺出血液是刺入的位置不對。

    第二點在于心臟手術的禁忌性。

    就算再權威的外科醫生都得承認，心臟外傷存活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勉強給心臟做了手術，也會引發一系列問題，比如術中大出血和難以預防的術后嚴重并發癥。

    而術后的出血本身也有可能形成新的心包積液，讓手術成為無用功。

    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給心包做切開手術被認為是一件愚蠢的選擇，這種主流看法左右著外科醫生的決定。卡維現在都不需要回維也納，手術室里就能聽到類似的反對聲音。

    “你要給心包做引流？這真的合適么？”

    “心臟可不是腹腔，切開心包會帶來難以預估的風險。”

    這些還只是小打小鬧，真正讓卡維覺得麻煩的還是比爾羅特。

    這位虔誠的奧地利天主教徒就和神圣羅馬帝國皇室一樣，對心臟有著極其特殊的信仰：“心臟是人的靈魂居所，在心臟上動手術室對外科藝術的褻瀆！”

    卡維：？？？

    “我不是第一個切開心包腔的外科醫生。從16-17世紀開始，就已經陸續有醫生這么干過了。”卡維站在手術臺邊，一邊確認生命體征一邊尋找手術切口位置，“褻瀆就褻瀆吧，只要傷員能活下去就行。”

    “不！你不懂！”比爾羅特勸道，“那些企圖在心臟上做手術的外科醫生，最后都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你可以去翻翻醫學史，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沒能留下名字。”

    “我對能不能留下名字沒興趣。”卡維說道，“手術有跡可循，并且對傷員有益，我自然要試一試！”

    比爾羅特長嘆了口氣，心中滿是無奈。要是放在四個月前，他或許還能用外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和對外科手術的自信，和卡維據理力爭，但現在他已經失去了這么做的底氣，只能站在一旁直搖頭。

    他的退卻并沒有改變周圍醫生的態度，在比爾羅特的帶頭下，其他反對聲音漸起。不過他們并沒有從玄學角度考慮，而是站在了更為理性的角度思考問題：

    “即使有跡可循也非常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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