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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夫之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朝中大員親自送來“攝政王手諭”，要他組織一批人對昨夜秦王府發生的“農婦案”一事進行宣傳，為全面展開反腐運動打造聲勢！

    孫可望可謂是十分愛惜自己的羽毛了，做事必“師出有名”，而且高舉“為國為民”的大旗，滿嘴仁義道德,    個人聲望也由此與日俱進！

    如果只看他說了什么，不看他做了什么，設立了什么制度，孫可望絕對是一個可以載入史冊的仁義之君！

    現在朝中的異黨和幾個典型貪官都已經被打得差不多了，各個重要部門也已經完成了一輪反腐和重要官員的補充，全部都是孫可望提拔上去的人，他自然要趁此機會,    更進一步,    對基層進行全面的整頓。

    不過，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這次反腐運動，各個案件的審判，真真切切是按著“大明律”來的，孫可望并沒有過多插手，反而是訓斥了那些妄圖揣測他的意思，隨意加罪減罪的大臣，大理寺官員更是直接被裁撤了四人。

    孫可望自然知道運用特務機構，凌駕于法律之上，打擊異黨，處理貪官，效率會高得多，也更容易達到自己的目的，可對于政治體制轉型而言，終究是弊遠大于利的。

    這片土地上的人治色彩太過厚重,    已經嚴重限制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君權的極度擴張,    更是使得法治永遠都是一個笑話。

    強如朱元璋，可謂是封建帝王里面,    數一數二的開國皇帝了，原本企圖以“大誥”，“大明律”治國，但又設置了錦衣衛這一機構，以便于自己打擊大臣勛貴，鞏固統治。

    最終，經過朱元璋的以身作則，證明了“大明律”就是個屁之后，大明的所謂“法治”，也直接斷送在了這位朱明王朝的創始人手里！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所謂的“大誥”，“大明律”，也只不過是適用于百姓罷了，朱家子孫，大臣勛貴自然另有一套法則，朱元璋也從來沒覺得自己應該受到“大明律”的制約。

    不過,    孫可望和朱元璋不一樣,    他不能,    也沒有必要那么做,    朝中的這些人根基都不夠深，大西-永歷復合政權的核心權力在軍隊里，軍法隊自然會特事特辦！

    只能說，任何的改革和轉型，都是充滿矛盾的，有的地方能改，有的地方不能改，有的地方得先改，有的地方得后改，其中的尺度，便是所謂的“政治智慧”了！

    而朝中的那些人精，很快就嗅到了孫可望的意圖，心中歡喜萬分，一個個都開始研究大明律去了！

    要知道，比起把性命交給一個高高在上的人，生死只看對方的喜怒哀樂，把性命身家交給律法，明顯安全得多！

    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孫可望的這個小朝廷更加穩固了，大臣做事也不再那么畏手畏腳，生怕上面一個不高興就能找借口撤了自己的官！

    王夫之看了孫可望的“手諭”之后，隨即叫來了孫可望的心腹，翰林院編修兼岳麓書院副院長方于宣，以及好幾個岳麓書院的同僚，準備開始籌劃此事。

    現如今的岳麓書院已然成了永歷-大西復合政權的人才集散地，不僅僅是為參加科舉的考生提供學習安身的地方，更是在孫可望的要求下，開始按照教學性質，有了固定的工匠速成學堂，軍官學堂，士兵學堂......同時，除了四書五經，大明律以外，還專門開設了農科，算數，工程，審計，冶煉等等新科目。

    當然，這些都只是在孫可望的授意下，從軍中民間，傳教士中挑選了一些人才，在小范圍地進行實驗，尚未大規模推廣，但一個培育各類新型人才，匯聚了全國精英的教育機構雛形，已然出現。

    孫可望除了在這個時代首創了某些科目，給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內容提要以外，并沒有過多干涉科目內容設置的事情，他將大部分新開的科目都納入了“新科舉”中，并放低了錄取門檻，以此作為學子研究創新的最大激勵。

    當然，若是工匠，農科，算數，審計之類，學堂的教育模式和后世的職業學院沒什么區別，只是速度快了許多，幾個月就能培養一個合格的新工匠。

    而且，學堂速成之后，只要合格，每一個工匠都會有人對接，直接安排進廠，成為一名月入二兩銀子，一石糧食，享受住房，子女教育福利的光榮“大明工人”。

    在大西-永歷復合政權，軍戶，匠戶都不再是賤籍，而是一個不斷壯大的特權階級，一個始終堅定維護孫可望統治的基本盤！

    在如此這般就業福利與政策的雙管齊下，使得不少出身貧寒，頭腦靈活，又能吃苦的人都趨之若鶩！

    孫可望相信，只要工匠有尊嚴，有地位，有高薪，各級官員的特權和貪腐得到遏制，很多所謂的歧視鏈很快就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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