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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第二次東征最終決戰的勝利，從糧草，火槍火炮，盔甲刀槍這些大宗軍事裝備，再到整個永歷-大西復合政權的全面動員，戰兵，農兵，民夫的征召，孫可望和麾下諸將都已經根據最新形勢做出了調整。

    曠日持久的戰爭使得西南各地府庫一空，若非大西軍掌握了制水權，有長江，湘江，珠江三大水系為依托運輸糧草軍需，孫可望恐怕根本無法進行如此接近極限的軍事動員。

    要知道，若是走陸路，便是全程官道，路上的損耗也是驚人的，更別說西南各處的馬匹全都已經被征作戰馬了，精良的好馬用作騎兵，雜馬用作普通哨騎，大軍將領的護衛，以及輜重營。

    便是營莊的耕牛也已經被征發了相當一部分，用以大軍的火炮拉運，以及補充輜重營騾馬的不足。

    不過，得益于孫可望控制到戶的基層行政體制，遍布各地的營莊，軍戶，西南大后方幾乎沒有發生過民眾暴亂。

    但是，前線戰爭的壓力還是很快傳導到了大后方，特別是秋糧搶收之后，各個營莊之中都已經開始選拔精悍兵馬派往前線。

    作為整個政權的最大收益群體，這些農兵平日里沒少接受忠誠教育。這個時候，無論是因為對孫可望的忠心，還是單純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和家人，絕大多數農兵都奮勇報名，搶著上前線。

    這片土地上，從來不缺勇士，也不缺有骨氣的人，只要有合理的組織制度，有合理的激勵制度，他們便會為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財產，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國家流血犧牲。

    但如果要賣兒賣女，還是缺衣少食，還要拿著隨時可能炸膛的火器才能上陣拼死沖殺的話，那就不一樣了。

    盡管，就算如此，還是有無數仁人志士投身其中，只是為了有尊嚴，不當奴才。

    不止是這些農兵，便是那些因為傷病已經退役的老兵們，也紛紛站了出來承擔起維護地方秩序的任務。

    孫可望通過“土地分配”和“戰時體制”的政策，成功把軍隊綁到了土地之上，他們賴以生存的所有一切都被行政體系控制著，這確保了絕大多數人在沒有內部清洗的時候可以保持絕對忠誠。

    這并不是孫可望的戰爭，也不是某些將軍的戰爭，這是所有人的戰爭——贏了便是山河重復，不用跪著，不用做奴隸。輸了，如今擁有的一切，便會立即失去。

    與此同時，清廷也沒閑著，正如孫可望，白文選等人的預測的那樣，為了贏得戰爭的最終勝利，清廷也進行的極限動員。

    只不過，以小族御大國的滿清朝廷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占領區的人力物力財力，只能依靠滿蒙漢八旗和附屬于其中的包衣。

    只是，這一部分人，經過這么多年的戰爭，便是算上老弱病殘，也已經只剩下一百多萬，其中大半都還是包衣，已經不能再經受一次十萬級的軍事損失。

    不過，由于順治皇帝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皇權的集中，八旗之中如今無人可與之抗衡，使得他得以充分利用八旗的軍事力量，并不像父親皇太極那般處處受限。

    而經過大臣們的最終商議裁決，順治小皇帝最終決定將岳樂調往湖北，指揮南下的八旗主力大軍，而江西，福建的戰事則由屯齊和陳泰共同統制。

    順治原本是不想用屯齊的，但現在清廷已經無將可派，漢人又不能完全信任，與其派年幼的親王宗室，還不如讓屯齊將功折罪。

    換言之，清廷根據岳樂和洪承疇送回的軍報，也已經猜到了孫可望的計劃，最終的決戰地點，同樣選在了武昌。

    同樣的，為了確保己方主力大軍能夠獲得戰場主動權，岳樂在調任之前必須安排好江西和福建兩省的軍務。

    在如今兩軍對峙為主，偶爾爆發小規模沖突的情況下，自然沒什么兵力部署方面的軍事調整，但交替防區的兩個主將之間，無疑需要妥善的溝通。

    “王爺，末將懷疑，李定國現在已經偷偷回到廣東了，留在漳州府指揮大軍作戰的，極有可能是他手下的大將竇名望。”兩人交換了各自防區的基本軍情之后，陳泰又說出了自己的疑惑：

    “自從原漳州府守備千總劉國軒叛國投敵以來，已經有三個月，按理說糧草已經充沛，他又號稱調來了五萬大軍，就算實際只有一半，李定國也應該采取行動了。

    可問題是，他到目前為止，還是從未發動過任何大規模進攻。

    因此，末將認為，之前李定國在漳州府城的行動只是為了逼迫鄭成功出兵，破壞和談，他的目標仍舊是贛州府，南安府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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