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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定國大軍攻取建昌府城之后，又分兵四出，很快就把除了瀘溪城以外的整個建昌府都收復了。江西局勢一時震動，清軍人人自危。

    這個時候，清廷已經丟掉了幾乎整個湖北，江西，還有半個福建，河南，山西，山東，南直隸等地義軍蜂起，清廷的有效控制區域越來越小，統治可謂是“岌岌可危”。

    順治皇帝和一眾滿清的王公大臣們更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甚至還有人提議要和孫可望談判，以支持孫可望稱帝和放棄長江-秦嶺以南的土地為代價，謀取停戰。

    不止是清廷，消息剛剛傳到了福建的時候，鄭成功也頓時慌了，他雖然收編了耿繼茂的近千藩兵和福建的上萬綠營守兵，但大軍實力還沒有得到真正恢復，大規模出兵尚不可能，生怕李定國這個時候取得重大進展，自己的處境更加不利。

    鄭成功在只有兩個島的時候便想著奪取天下了，這個時候，有了三府之地，水陸十萬大軍，野心已經無限膨脹，任何能威脅到他奪取天下的勢力都是敵人。

    孫可望則要冷靜得多，他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而且軍情司的情報系統早就滲透進了李定國軍中，所謂的捷報，所謂的以極小傷亡痛擊清軍，孫可望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李定國傷亡了數千兵馬，已經不想再打了。

    畢竟，對于李定國來說，他除了清軍以外，還有孫可望，鄭成功這兩個強有力的對手，不可能為了幾座城池，就把部隊都給拼光了。

    而且他的戰略目的已經達到，控制了建昌府的重要關隘之后，撫州城和邵武府都已經在他的威脅之下，繼續用兵的意義不大。

    孫可望繼續傳令馬寶，李來亨加緊練兵，并讓劉體純加快江西，湖北兩地的營莊建設和經濟恢復，他打算在之后的大戰中直接從江西，湖北就近征糧征丁，為此必須要借著春耕的時機，在這兩個地方著手建立好成體系的基層民政和商業系統，為軍隊的壯大提供物質保障。

    而除了建昌府的大戰以外，明清之間大規模的軍事斗爭已經結束，除了雙方控制區的交界處偶爾爆發的游騎斥候戰之外，基本上再沒有什么沖突。

    不過，相比起來，清軍后方就不得安寧了，原本已經被鎮壓的各地義軍再度死灰復燃，雖然不成氣候，但數量龐大，輻射范圍廣闊，對清廷原本就困難的財稅體系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清廷不得不派出兵馬鎮壓。

    北方各地的義軍早已經被清軍屠殺過數次，那些經驗豐富，有領導力的老兵，英豪們大多已經在之前的數次斗爭中戰死，沒有了這些人的領導，又缺乏戰馬，甲胄和火器，義軍的作戰能力根本不能和正規軍相提并論。

    而且，清軍在各州縣都有綠營兵駐守，雖然這些守兵野戰能力十分疲弱，但在糧餉充足的情況下，守城還是能做到的，他們的存在又使得義軍被分割在了各地，不僅機動性大大減弱，還難以獲得充足的補給。

    為了剿滅這些義軍，清廷從陜甘和山西調出了數萬綠營精銳，這些人馬原本都是邊軍，雖然最精銳的部分已經被洪承疇調走，但剩下的這些也絕非泛泛之輩，對付義軍還是易如反掌的。

    最終，在綠營兵和八旗兵的聯合圍剿之下，北方各省的數十股大小義軍很快失敗，但這時候留守北方的八旗兵多是老弱和新兵，戰斗力并不強，而陜甘和山西的綠營兵為了不去南方，也故意疏漏，許多義軍殘兵得已突圍，退往各地的山區。

    但這些義軍終究還是太弱了，便是如此，也已經基本上失去了擾亂清軍統治的能力，原本調來剿滅所謂“流寇”的陜甘，山西綠營兵，除了少數就地駐守以外，其他的都被直接調到了南方戰場前線。而那些八旗新兵，則調回了北京。

    真正的八旗精銳基本上還在陜西，南直隸，江西，福建前線，后方的這些八旗兵大部分都是東北抓來的部落兵，剛剛編練入伍，雖然勇猛無比，但缺乏組織紀律，更不懂軍陣作戰，戰斗力要比老八旗差得多。

    與此同時，這些來自黑龍江流域的東北部落成員更加不適應長江流域的氣候，清廷還不敢直接把他們派到南方，就怕氣溫一上升，一場瘟疫就把他們全部都帶走了。

    為了彌補旗丁的巨大損失，順治小皇帝除了把漢人，蒙古人大肆抬旗，補充到八旗體系里之外，還派了數千八旗出關搜捕索倫，卦爾察，錫伯等東北部落人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搜羅到了一萬多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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