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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這，臺下又是一片熱烈的掌聲響起，隨后駱冰冰的聲音再次響起：

    “魏大哥，你后來見到過那兩位傷者嗎，知道他們的傷勢怎樣嗎？”

    “那位騎車的大爺我后來沒見過，不過，那位大娘我前幾天倒是見過了，原來她是我們老家鎮(zhèn)上的街坊。

    我在聯防隊工作的時候幫助過那些老街坊，那天聽說我回來，他們特意相約去看看我，不想發(fā)生了那樣的事。

    現在，她的身體恢復得挺好，已經出院了，我后來還給她開了個中醫(yī)的調理方子。”

    專訪仍在進行，駱冰冰繼續(xù)發(fā)問：

    “魏大哥，聽說當年一審的時候，你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到二審的時候改判成緩期兩年執(zhí)行的，是嗎？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才會出現這樣的轉機呢？”

    “是的，當時一審的時候，判決的的確是死刑立即執(zhí)行，到二審是時候改判了。

    不過具體原因我到現在也沒完全弄清楚，因為二審時并沒有出現新的證據。

    我分析主要是兩個原因。

    其一，我認為，是我從一開始就沒有認過罪，所有卷宗筆錄里沒有我認罪供述。

    一審時是參照“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原則，零口供判決的，到二審時還是沒有取得我的認罪口供，辯護律師便提出了疑問，于是判決時采取了更為慎重的態(tài)度；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的匕首刀鞘一直沒有找到。

    二審辯護律師據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既然殺人兇器留在了現場，兇手就沒有理由和必要帶走或藏匿刀鞘。

    如果帶走，只有兩種可能，要么刀鞘一直掛在兇手的腰帶上，要么就是兇手作案時由于緊張，刀鞘一直握在手里。

    而調查發(fā)現我是直接回家睡覺的，衣服就仍在院子里，沒有發(fā)現刀鞘，偵查機關找遍了我回家途中所有的田溝塘壩，都沒有找到。

    因此，辯護律師認為，案件的關鍵證據缺失，不能完全排除兇手另有其人的可能性。

    同時，由于當時的技術條件有限，dna檢測的準確性特別是排他性并不是很高。

    所以，結合上面兩個疑點，辯護律師認為，兇手極有可能另有其人。

    我想，這才是導致二審的改判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我非常感謝那位律師，可以說是他保住了我的一條命，才能有后來的沉冤得雪，否則，縱然還了我的清白，怕是我也沒命活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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