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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那么多，那也不是我們管的，我只要藝術，音樂藝術。”倪崢華并不是頭發長見識短，而是在那一刻，她想的是剛剛結束的室內樂的排練給自己帶來的愉悅，以及接下來平安夜在陳公館客廳里的演奏可以給自己帶來的滿足。

    “那好吧，我們先這么準備著。一切等父親來滬以后再定。我希望父親能夠在上海度過一個安全的，愉快的圣誕假期。”陳啟成最后說，跟倪崢華道了“晚安”就上樓去了。

    陳啟成回到臥室，栗惠媛還沒有睡，坐在書找臺前捯飭著自己的臉。見陳啟成進來，就問：“聊得很愉快？”語氣里調侃多于醋意，但也不是沒有。

    有時候，你認真考察生活的時候會發現一個有趣的悖論。基本的倫理往往是基本的貧困階層在堅守，他們的尊嚴，是靠這種對倫理的堅守來體現的。因為他們沒有超越倫理的資本。而上層的權貴就不用這些，因為他們的尊嚴是靠權力，地位和金錢來支撐的，倫理在他們面前是可以隨意逾越的。并且從來都不受大眾的譴責。

    “他們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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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極端簡練和概括的話，就把這些都消于無形。

    權貴富賈們當然也這樣想。

    但權貴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又對社會有示范和引領的作用，于是乎，整個社會就會顯得烏煙瘴氣。同時整個社會對這種狀態也一直安之若素。

    陳啟成與倪崢華之間的曖曖昧昧，是相互的。雙方都沉浸在這種是似而非的犯罪感的愉悅中，但他們一直沒有越線，這是栗惠媛的單極勢力在起作用。而且這種單極的勢力會獲得來自多方面的利益。

    于是，這種平衡就形成了。

    陳啟成沒有心思跟栗惠媛討論他跟倪崢華的關系與情感問題，他此來上海的目的，除了安排陳功祿的接待和安保以外，還有自己的訴求。而陳功祿的安保隱患，第一個就是倪崢華突然提出的室內樂團的平安夜演奏問題。

    他本能地覺得這是一個危險的決定，但以他對倪崢華的了解以及老爺子對倪崢華的態度，這事八九不離十的能成。

    那么，安保的問題就嚴重了起來，最起碼他要去弄清楚這個樂團的背景。在他看來，一幫巡捕玩室內樂這么高雅的東西，本身就很荒誕。

    他想到了裴一德，他是跟老爺子同期被委派的駐外公使，不過他去的是墨西哥，而老爺子去的是法國。但裴一德期滿后就一直寓居上海，從來沒有出來活動過。估計也說不出什么來。

    還是找錢宗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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