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成都城又在崔安潛、高駢的治理下，修繕了防御工事，防御力量比抵御南詔時更加強大。特別是高駢，新建了幾十里的外城，還因此引起了朝廷的猜忌，以為高駢想在西川搞割據。
雖然高駢興建成都外城為自己引來了政治危機，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在高駢的主持之下，成都的防御能力空前提高。
王建認為憑借自己手中的這點兵力，是難以在短時間內攻克成都的，所以打算息兵罷戰，轉入休養生息階段。
周庠等人一致反對，并建議他轉攻邛州，因為邛州防御工事完善且糧草充足，但守軍稀少，易于攻取，然后猥瑣發育。
王建的過人之處在于始終保持著一顆清醒的、具備獨立思考和見解的大腦，很多行伍出身的軍閥往往會走向兩個極端，要么剛愎自用，要么優柔寡斷。
王建很重視周庠等謀士的意見，但重視不等于無腦接收。他說道:我在軍中的時間很久，發現了一個規律，那就是假如統帥不仰賴天子的威望，軍心就容易渙散。
耳濡目染了太多的兵變，王建終于總結出了這個真理，即名正言順，凡事都要講求一個法理，興師動眾更要師出有名。
于是，王建讓周庠起草奏章，上疏揭發陳敬瑄的罪狀，請求朝廷另派德高望重的高級官員接替陳敬瑄，并表示愿意充當討伐陳敬瑄的先頭兵。
隨后，東川顧彥朗也配合上疏聲援王建，要求罷免陳敬瑄，以安定兩川。
兩封奏章先后送交到了新皇帝唐昭宗手中，這就是前文說的唐昭宗鏟除田閹一黨的突破口。
于是，唐昭宗順水推舟，任命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而將陳敬瑄調回中央。
消息傳來，陳敬瑄和田令孜當然不肯奉詔。奉詔也是死，抗旨尚有一線生機。于是哥倆積極備戰，做好了戰斗的準備。
田閹抗旨，公然反叛朝廷，于是昭宗命韋昭度當剿匪總司令（行營招討使）、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當剿匪副總司令、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做作戰參謀長（行軍司馬），另劃出邛、蜀、黎、雅四州為永平軍，王建出任永平軍節度使并出任剿匪總指揮官（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這就是王建的一步妙棋！
周庠等謀士只顧埋頭研究軍事，卻忽略了政治。之前，士兵們是為王建賣命，如今，大家是為天子拼殺，服從王建就是服從天子，任何違犯王建命令的行為都是謀反。對西川的任何打砸搶燒都是正義的軍事行動，都是替天行道。大家可以理直氣壯地去西川搶錢、搶糧、搶娘們兒。
同時，昭宗下詔，免除陳敬瑄的一切官職和爵位。
有了中央朝廷的撐腰，又有了楊守亮等人的軍事支持，王建對西川的軍事行動進展順利，屢戰屢勝。
陳敬瑄派大將楊儒增援邛州，楊儒登城觀戰，被王建隊伍的軍容和士氣所震撼，不禁搖頭嘆息道:大唐氣數已盡，你看王建帶兵，嚴格卻不殘暴，像是能夠保護天下黎民蒼生的英雄！然后率領他的部隊集體投降王建。
王建收楊儒為義子，也給他排宗字輩兒，從此之后，楊儒就有了一個新名字，王宗儒。
拿下邛州之后，王建率部返回成都前線，與總司令韋昭度會師，繼續保持圍城態勢。王建對待韋昭度的態度非常謹慎小心，畢恭畢敬，特能裝孫子。
窮途末路的陳敬瑄大肆征召民力，強征兵丁與勞工，規定每家必出一名男子，白天挖掘重重壕溝、砍伐竹子樹木、搬運石頭，夜晚則登上城墻，持梆巡邏警戒，絲毫沒有片刻休息時間。
除了強征勞工，陳敬瑄還搜刮民脂民膏，設立了征督院，主要工作是把富人抓起來，嚴刑拷打，逼問其財產數目，然后強派軍餉指標，若是有所隱瞞或藏匿，那就大刑伺候。明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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