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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淮軍自己都不愿使用江南制造局制造的步槍，盡管江南制造總局正是淮軍領袖李鴻章一手籌建的。

    造不如買的局面繼續在民國延續下來。民國時期爛大街的漢陽造步槍，1915年時售價是20元現大洋，北伐戰爭時是30塊現大洋；而進口步槍在1911年時平均售價不過是10元多一些。

    之所以形成這種局面，很有一個原因在于，晚清兵工廠是官辦的。官辦企業效率很低，浪費很大。

    譬如江南制造總局，是李鴻章一手創辦的。那時候，李鴻章是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江南制造總局設在上海，李鴻章可以光明正大地管理江南制造總局。

    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時，不愿把江南制造總局這塊肥肉讓給他人。一番利益博弈之后，朝廷下旨，江南制造總局由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共管，經費來自江海關收入。

    這樣一來，兩江總督可以從江南制造總局中分得好處。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后，仍然繼續遙控江南制造總局。

    不難想象，江南制造總局成了李鴻章的禁臠，既是他的提款機，也是他安置淮系親信的機構。滿清費資千萬投資的江南制造總局，從一開始便是官僚主義橫行，受到官府的嚴密控制。

    官辦行不通，便有官督民辦、官民合辦，總歸離不開一個官字同，始終困難重重。

    隔壁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一開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但他們反應很快，干脆把官辦的軍工廠私有化，扶植財閥，闖出了一條工業化的路子。

    日本的工業化同樣存在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財閥控制經濟，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底層百姓在貧困線上掙扎。就連日本引以為傲的皇軍，下級官兵都窮得無法養家。

    為了維持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日本只剩一條路可走：對外擴張，軍事冒險。此舉更把日本百姓帶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在儒家文化倫理下，一旦商人控制國家經濟，就會形成財閥，對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形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楊烜的思路是，由國家強力干預經濟，但并不直接控制經濟。在表現形式上，經濟仍是以私營為主，卻受到國家政策的強烈影響。

    譬如怡和公司，便由伍崇曜家族控股，算是一家私有公司。怡和公司與英商怡和洋行合并后，又增加了外資股份，私有化色彩更濃。

    怡和公司這兩年來發展迅猛，有兩大關鍵因素：

    一是接收了廣西新寧公司的技術轉讓，而廣西新寧公司是由軍政府控股的企業。作為交換，新寧公司獲得了怡和公司的股份，并在怡和公司董事會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是怡和公司在改制過程中，得到了軍政府的注資。軍政府的注資額度不大，卻能在土地、政策、客戶等方面給怡和公司帶來便利，也獲得了董事會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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