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民國二十七年1月23日報道說：“來自東京的報告顯示，一項全面的命令已下達在上海和南京的軍事當局，以禁止隨意闖入美國人的產業。據說這是1月15日頒發的，但是愛利生（即阿利森——引者注）先生今天報告1月15日中午到1月18日中午，美國人向他報告日軍隨意闖入的次數不下15次。”

    日本政府對軍部的控制無力，進一步助長了日軍官兵行為的暴戾。

    石射豬太郎的回憶也印證了這一點：“我在三省事務局長會議時，常常警告陸軍，廣田外相也向陸相要求其嚴格軍紀。我相信軍中央一定告誡過第一線部隊，唯可能因為暴行過多，而束手無策。我從沒聽過暴行者受過處分。”

    第四，日本軍方中的部分勢力，試圖在滅亡中國的同時，驅逐或者消除西方國家在華商業利益及其政治影響。

    這一點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侵華政策的潛在出發點。

    驅逐西方在華勢力而后快，這樣一來，日本不僅能在軍事與政治上，也能在經濟與商務上徹底控制中國。

    民國二十六年12月11日日本海軍大將末次信正發表談話時曾稱，不惜為中國問題與英國一戰，展現出日本軍人一貫黷武的態度。

    民國二十六年12月26日，美國海軍亞洲艦隊司令雅納爾就其在上海的觀察記述到，“日本真正的政策是把除了他們自己之外，要將所有他國的商業利益驅逐出上海。”

    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在給國務卿的電報中，對日本的這種野心進行了分析。

    他指出：“對我來說整個局勢錯綜復雜，原因是我始終相信這樣的事實，即無論東京官方發出什么樣的有關日本對中國大陸意圖的聲明，由松井石根所代表的陸軍及其在上海的年輕軍官以及新近被任命的日本內政部長海軍上將末次打算在中國追求的目標才是關鍵，這一點（日本軍隊）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最后通牒（上海1月5日上午9時編號15的電報有報告）提供了證明。另外該海軍上將最近發表的解釋日本反英情感的原因顯示，實際上日本政策的目的是為消除西方對中國影響及排除西方在中國利益，上述講話就是絕佳的證明。”

    他還認為日軍士兵在南京大規模屠殺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的行為“部分動機是希望使中國人相信，他們不能有指望白人干預的任何想法。”

    約翰遜表示，西方國家“似乎正面對一批年輕的日本浪人，他們不能容忍來自東京的控制，他們對他們行動可能對日本與西方大國關系產生的不利影響表示了完全不計后果的鄙視，他們相信全世界對（日本）違反遠東相關條約的條款和第三國的權利和利益除了進行口頭抗議外，沒有為其他的行動做好準備。”

    英國外交部官員也指出：“在日俄戰爭中，日方在所有場合中都嚴格堅持國際法和國際公約，因為在那時日方非常擔心他們的表現會讓人認為他們不如西方國家文明。而他們今天對于所有體面的完全不顧及正是他們對西方勢力表示蔑視的有力證明。”

    在常校長民國二十六年12月24日致函美國總統羅羅斯福時，亦曾一針見血地點出了日軍的這一戰略企圖：

    “在他們實施野蠻的侵略行徑時，他們蔑視甚至故意侵犯第三國的權利，彰顯圖謀實現日本長期追尋的主宰整個太平洋地區的野心。”

    日軍對西方國家在南京利益的驅逐還體現在南京保衛戰結束后，外僑欲返回南京時，受到了日軍的百般阻撓。

    圍繞日本軍隊占據美國教會財產及限制美國人返回教會的問題，民國二十七年3月美駐上海總領事高斯與日本新任上海總領事日高進行了討論，并獲悉日高一直在與日本陸軍協商。

    “他（指日高）說他已能夠得到他們撤出美國財產和允許美國人返回他們崗位的‘原則同意’。但是很明顯從他的講話中可以看出，在應用這一原則時將會有困難和拖延，因此在不久的將來也許不會有太大的進展。需要在這里（指上海）和東京不斷地施加壓力。”

    4月中旬，阿利森表示，“盡管在本地區對外國人行動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一般的外國商人將被允許返回南京，關閉他們的現在已不再盈利的過去的生意，或是恢復他們的商業。據信除非采取特別的立場，否則等到美國或其他外國商人被允許返回時，他們將發現他們以前活動的領域在很大程度上將被日本人接管。”

    民國二十七年5月上旬，隨著南京周邊地區駐扎日軍的軍事調動，許多被日軍占用的教會產業被騰出，相關教會機構非常急切的希望派代表去接收這些教產。

    美國商人也非常擔憂他們的資產，急欲前往南京探訪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經過美駐華外交使領館官員的數度交涉，至6月初美國傳教士、醫生和護士始被允許返回南京，但商人依舊不允許。

    在阿利森就此事問及日本外務省美國局的石井時，石井表示，“就傳教士而言只涉及美國人，如果商人被允許返回，這樣就必須允許所有國家的公民返回，當局目前不希望這樣做。”

    阿利森認為，“顯然，日本當局只是不想讓外國商人返回南京，并將繼續找借口，除非相關的政府采取更強烈的行動。”

    范文林腦袋中仔細的回想了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南京大屠殺期間，無論是處于中立地位的美國還是作為日本盟友的德國，其在寧企業、僑民甚至使館都遭受了日軍程度不同的劫掠暴行。

    此種日軍暴行的發生，可以視為日軍對西方國際社會妨礙其在華軍事行動的報復性回應。

    日軍在攻占上海前后遭受了來自國際社會的很大壓力，而進軍南京并將其占領是在克服了很多國際障礙和阻力后才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