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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里夫說這些華夏國古董，在他家祖宅地下室不知道擺放了多久，從他記事起這些東西就一直存在。

    陳勇急不可待的打開木箱蓋，扒開鋪在表面上一層厚厚的棉紙，里露出來的是一本本發黃發黑的書籍。

    陳勇把棉紙全部拿走，發現木箱里表面一層全部都書籍，這些書籍一行行的擺放得很是整齊。

    陳勇看是書籍心里有些失望，連伸手翻看的心情都沒有，干脆開啟感知，看看書籍下面還是不是也全部都是這種古書籍，果然如他心中所想的一樣，開啟感覺以后，一眼就看清楚了木箱里面的情況，全部都是古書籍，這些古書籍的大小厚度規格略有不同。

    他通過感知還發現這些古書籍大部分用得都是娟紙，以手抄本居多，讓陳勇驚訝的是，有些手抄本用的文字竟然是西夏文。

    陳勇頓時來了興趣，他急忙拿一本書籍翻看起來。

    陳勇越看越激動，臉上的喜悅之情也越來越盛。

    陳勇手上的這本書籍是西夏的文刊本佛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陳勇前一世作為一名考古學者，對西夏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關于西夏的印刷術的發展史也有一定的研究。

    近兩個世紀的時間里，西夏境內各族人民在中世紀曾創造了燦爛的西夏文化，尤其印刷業，出現了以雕版印書和活字印書并存的局面。這在同時期遼、金兩朝中是沒有的。

    印刷術能在西夏發展起來，有其特定的基礎和背景。西夏大慶元年(1037年)，元昊“始嘗以己意造蕃書，令謨寧令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并立即在全國推廣，教國人用以紀事文字的創制、推廣是西夏印刷興起的基礎。西夏立國前后，曾先后6次向北宋購買大藏經、經帙和簽牌，并求宋國子監所印之書字等;天授禮法延祚二年(1039年)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儒家經典為蕃語;者單都六年(1062年)毅宗諒祚向宋獻馬50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等。隨著西夏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文化得到很大發展，政府提倡蕃、漢二學，設科舉，建太學。各州縣亦建學校，培養和選拔有學之士;佛教在西夏的興起，佛經的需求量不斷增加;政府機構中還設有刻字司、紙工院，專門負責刻書印刷。這些均是西夏印刷業發展、興盛的社會條件。

    西夏印刷業興起于何時?文獻沒有明確記載?，F存最早的西夏印刷品是1073年刻印的漢文佛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發愿文，也就是陳勇的手中這一本書籍。

    陳勇認為，西夏的印刷業是隨著其民族文字產生而發展起來，到了崇宗乾順和仁宗仁孝時期達到最高水平。

    特別在仁宗時期，不僅有發達的雕版印刷技術，同時使用木活字版印書，走在了同時期遼、金兩朝印書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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