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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一千多公里路，坐火車需要幾十個小時，近三天行程。

    蔡愛芹兩口子將舒安歌送上了縣城去市里的大巴，淚眼汪汪的跟她揮手再見。

    火車站比舒安歌想象中還要破舊，三層高的小樓，墻體上貼的瓷磚都快掉了。

    她拎著大包小包吃的，慶幸這是冬天，食物沒那么容易腐化。

    車廂里味道很難聞，還好能打開車窗通風(fēng)。

    硬座很難買，舒安歌的票是部隊給解決的，乘務(wù)員受到委托，一路上對她很照顧。

    車廂里人滿為患，衣著干凈整潔的多數(shù)是工人，打扮寒酸的，有很多是去外面務(wù)工的。

    他們臉上滿是憧憬和不安，外面的世界，對于剛剛改革開放的內(nèi)地人來說，就像埋著黃金的荒漠。

    他們渴望著黃金帶來的富貴，又恐懼荒漠的吞噬。

    舒安歌旁邊坐的幾個人，買的都是長途票，最短的也得二十多個小時。

    剛上車，大家還有點兒談話興致，十幾個小時過去后，只有打牌的人還精神著。

    熬了三天，舒安歌雙腳浮腫，臉色蒼白，眼圈黑的像熊貓。

    要怪只能怪車廂實在太吵了，孩子的哭鬧聲，堪比機槍掃射，鬧得人頭昏眼花。

    舒安歌遺憾這不是修真世界，否則一個結(jié)界放下去，噪音不見清靜無憂。

    “小姑娘，下了火車站別亂跑，部隊那邊會有人過來接站。”

    乘務(wù)員熱情的盯住舒安歌，還不由分說的給她塞了兩個大蘋果一個黃燦燦的大鴨梨。

    “謝謝乘務(wù)員姐姐，我在出站口那邊等接站的，不會亂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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