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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丹人尚有四五千殘軍退守內城，曹師利主張一鼓作氣，趁敵軍驚惶失措之際，直接附城強攻，打其一個措手不及，一舉拿下大同全城。

    葛懷聰卻擔心大同內城墻高且厚，而突襲兵馬皆是騎兵，又連日長程奔走，人疲馬乏，不愿七千騎兵倉促下馬去強攻內城，決定等后面的兵馬趕到再說。

    大越禁軍，早年為防范武將擅權，包括營指揮使在內，中高級統兵將官都是嚴格照三年一期進行輪轉、重新任命，嚴禁武將長期掌握某一支兵馬。

    這使得大越禁軍兵馬眾多，卻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嚴重削弱禁軍的戰斗力。

    元熙年間，為革除舊弊，允許營指揮使、將廂都虞候以及將都指揮使等中層將官長期統領某支失馬，以保持基層軍隊的穩定與戰斗力，但統制、都統制等高級統兵將官的任命、升轉，則依舊維持舊制；甚至大部分統制、都統制等將職都有意長期空缺。

    待遇到戰事需要時，朝廷才會臨時委派將臣出任，又或者直接由當時的戰場最高級別的都指揮使、都虞候兼領。

    葛伯奕臨到戰時，以經略使兼領西路軍都統制，有權節制包括天雄軍在內，集結從嵐州方向北征的兵馬，但天雄軍統制猶是空缺。

    葛懷聰不僅是葛伯奕的長子，他作為天雄軍第三將，乃是大越進入契丹大同戰場的最高武將，不僅已經進入大同的騎兵部隊受他節制，此時正從朔州境內借道往大同奔襲的一萬八千兵馬，也都受他節制。

    曹師利作為新附之將，心里有太多的顧忌，雖然擔心戰機稍縱即逝，但葛懷聰不采納他的建議，他也沒有堅持下去。

    岳海樓、朱沆未置可否，早就擬定的作戰計劃便是等后續的步卒趕到，再強攻城中負隅頑抗的強敵，大將擅自更改既定的作戰方案。

    除非有非常必要的理由，要不然即便七千騎兵下馬能攻下內城，也是有過無功。

    更多人覺得葛懷聰主張乃是穩妥之計。

    大同之外，契丹在應州是有三四萬兵馬，但都被東路軍主力吸引住，即便金城、懷仁等城，各有數千兵馬不等，戰斗力也極有限，短時間內也無法集結增援大同，他們此時清肅外城殘敵，控制住四門形勢，待到西路軍步甲主力趕到，即便短時間內難以拿下內城，勝券也已經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甚至說不定契丹在應州的兵馬，在聽到朔州南附、大同被突襲失陷的消息后，不戰而潰，東路軍主力也不需要天就能殺到大同城來。

    總之沒有徐懷插嘴置喙的余地，他甚至都沒有湊到葛懷聰身邊旁聽軍議的資格。

    午時，曹師利、葛鈺部就已經控制住勝德門附近區域，之后守軍里的漢軍主力或潰逃或投降，僅剩四五千殘兵都退守內城，這為騎兵主力進入、控制外城，創造有利條件。

    大同城占地要比嵐州、朔州都要大上數倍，葛懷聰并沒有急于去控制其他三座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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