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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開大明帝國最輝煌的篇章時，我們不難發現，帝國的轉折點從大明帝國第二位皇帝開始。

    這位皇帝將這個傳統的小農經濟的國家，且自詡為天朝上國的王朝，引導成為一個貪婪的怪獸。

    對內各種新政，逼迫權利官紳階層對農民，工人，乃至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讓步。讓新生的商業階層，開始在這個國家有了話語權。

    對外實行吞并，將傳統的中國疆域拓展到了認知之外，更將這個國家和民族，對土地的貪婪和渴望，變成對大海的探索。

    戰爭，新政，戰爭，開海，戰爭....

    我們不難發現，在大明帝國轉型期間，每個關鍵的節點總是伴隨著各種戰爭。

    對于那位毀譽參半的皇帝，為何這么鐘愛戰爭我們不得而知。

    許多人說，戰爭給大明帝國帶來了巨大的紅利，還有更加龐大的市場。可是我們要看到另外一點，就是大明帝國通過一系列的對外戰爭，在帝國的核心本土之外，建立了一系列牢不可摧的島鏈。

    征服這些地方靠武力，而讓這些地方變得堅不可摧，是大明帝國準確的說是華夏民族，那讓人望而生畏的同化能力和周邊各國對于中國的文化認同感。

    但每當讀這段史料時，有些學者總會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點。

    當時的大明帝國已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按照正常的邏輯，他會如曾經的漢唐一樣，以德行標榜自身，屹立在東方。

    但是那位皇帝之所以做出一連串的改革，讓帝國走上一條和歷史截然不同的道路，是因為那位皇帝留下的文字當中，在字里行間總是帶著莫名的危機感！

    對此，中國的學者們說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居安思危。

    可是西方對此不這么看，因為那位皇帝的意識太過超前，超前了數百年。

    西方國家在兩百多年之后，才認識到海洋的重要性，開始探索。也通過一系列殘忍的戰爭，找到了找到商品傾銷地緩解人口壓力的辦法。

    然而正當他們為此沾沾自喜的時候，卻猛的發現，東方的大明帝國，已經把這套方法運用了兩百多年，爐火純青。

    大明皇帝為什么會有危機感？

    他為什么會有那么超前的意識？

    這樣的答案，或許我們永遠都不知道，但可能在那位皇帝留下的日記中，能找到些不一樣的答案。

    ——《大明帝國》一九八四年，劍橋修訂卷。

    “任何國家....民....族之崛起，皆建立在其他國家民族的痛苦之上！”

    “所謂叢林法則，弱肉強食概莫如是！”

    “我中國之地，亞東萬年大帝國，以仁厚德彰顯四方，感化萬民。然德行一道，乃先強才能有德。正如古人云，倉稟足才知禮節。”

    “國強才能有德，其德才能賓服四方。”

    “何為國強？非兵之一道！自古以來無武功永盛之國。國強亦非幅員遼闊地大物博，地大則驕物博則惰，不思進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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