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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自兩漢流入中土，幾百年間其實始終未有起色，哪怕在三國戰(zhàn)亂頻頻的時期，雖然佛教徒的活動痕跡增加，但因其佛理經(jīng)義本就悖于人們慣常意識，沒有出色的人物出現(xiàn)，也沒有政治層面的推動，因此仍然只是疏于正途的異說番教。

    佛教學說真正為上層社會接納，還要到西晉時，這個時期玄學空前繁榮，佛教中的般若學推崇性空論，作為一個玄學的補充而存在。

    等到五胡亂華，在北地佛教便有了獨立于玄學之外的契機。那些起于邊蠻的胡族首領們對于同為番教的佛教自有一種特殊情愫在里面，加之佛教的一些主張也頗利于其統(tǒng)治，因而得以被大規(guī)模推廣。此時北地最為出名的高僧佛圖澄，便是后趙石勒的座上賓客。

    而在江東，佛教仍然沒有擺脫玄學附庸的尷尬處境，并不具備獨立成教的影響力和實力。最起碼沈哲子在吳中鄉(xiāng)間，并不怎么見到有多少佛教徒，此時大約還僅僅只是上層社會一股風潮。

    坐在露臺上的那位高僧竺法深，面貌清癯，衣著并不是沈哲子所熟悉后世那種僧衣袈裟，而僅僅只是時服素衣，只是頭頂受戒而已。時下僧人之姓隨師而行，若承天竺者則以“竺”為姓，若承月支者，則以“支”為姓。至于佛教徒以“釋”為姓，則要到稍晚一些的高僧道安才有此議。

    此時竺法深在樓上所講的內(nèi)容，也并不是沈哲子有了解的經(jīng)文，而是時下影響力頗大的《放光般若經(jīng)》。至于佛教比較重要、倡導人人皆有佛性、皆可為佛的《法華經(jīng)》，現(xiàn)在壓根還沒有翻譯過來。

    雖然不曾接觸過這經(jīng)文，但聽那竺法深講起其中的經(jīng)義，又不怎么覺得艱深難懂。甚至其中的一些觀點，與時下玄學中的一些理論頗多吻合之處，有異曲同工之妙。甚至于講到玄虛幻滅的感覺，較之玄學理論還要更進一步，有種讓人諸事放低、此心死寂的感想。

    這倒也并不出奇，時下般若學本就與玄學頗多類似。而這竺法深用玄學的理論去詮釋佛教的觀點，本就是佛教本土化的重要手段，名為格義，掛羊頭賣狗肉而已。

    如今上流社會對于佛教學說的追捧，除了其較之玄學更為務虛、教人逃避現(xiàn)實之外，學術上比較明顯的追求便是借助佛教般若說，對于玄學發(fā)展加以推動。

    玄學發(fā)展到西晉時期，已經(jīng)達到一個頂點，時下清談名士們終日侃侃而談，所言者其實不過僅僅只是前人牙慧而已。以至于渡江之后，王導清談只言“聲無哀樂、養(yǎng)生、言盡意”三理，全都是西晉舊題。

    可是高僧支道林卻能對《莊子》中的“逍遙游”引用佛理，闡發(fā)出新意來，一時為時人所重，推為大賢。

    玄學引用佛學煥發(fā)出新的生機，有了這樣的一個背景前提，時下士族人家對于佛學加以推崇追捧，便不難理解。

    聽了片刻竺法深的講義，沈哲子便乏甚意趣。后世那種已經(jīng)完全本土化，打磨圓潤成熟的佛教理論，他都感覺味同嚼蠟，并不認同。至于竺法深所講的玄、佛摻雜的夾生佛法，本身便流于玄虛幻滅，破除一切實體的荒誕狹隘，他自然更加聽不下去。

    庾條本身并不信佛，反而是天師道的積箓道官，初時不甚在意，可是細聽了片刻后，竟然漸漸入迷，似乎極有感觸。

    沈哲子見狀便起身，才發(fā)現(xiàn)那個侍女云脂不知何時已經(jīng)離開。他也并不在意，舉步離開這座小樓，于園中信步而行，以打發(fā)有些無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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