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而到了沈哲子這一代的壯大，則足以顯示出世道的波瀾壯闊，階層的上下變遷之劇烈。當然這一點也可以從后趙先主石勒身上反應出來，而且前后際遇云泥之判更是遠甚于沈哲子。

    歷史的魅力，大概正在于此，帝王將相，寧有種乎？

    但是這種具體到個人如此強烈的際遇變化，并沒有規律可循，也不是在常態社會秩序運行背景之下完成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冠冕堂皇背后俱是生民血淚。

    隋唐科舉制度所以偉大，就在于對政治資源的分享可謂是一下子打通了天地之橋，這種貫穿力足以媲美于秦之編戶齊民將皇權威嚴直接聯系到每一個具體的庶民身上。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從此之后，哪怕是一介黔首，想要實現階層的攀升，機遇的改變，都有了一種制度上的依憑路徑。一個人的奮斗與成功，可以通過規令制度去完成，而不再僅僅只是百數年長達數代人的余蔭積累，或者是寄望于世道秩序崩壞所帶來的非常規機會。

    由太廟中憑吊先人而發散思維想到選才制度的改革，沈哲子也只是淺嘗輒止。這是一項任重道遠的任務，不是頭腦一熱便能收見成效，而且早在十數年前開始，他便已經開始有意識的進行前期各種鋪墊，包括此前行臺所施行的吏考，都是為了營造科舉改制的前提氛圍。

    當然，想要憑著庶族地主進士群體的崛起便想在區區一兩代人之間解決掉此前政治形態的殘余，也未免有些樂觀。相對于知識的下放，進士群體作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而發揮出其本該具有的積極意義，仍然需要意識的覺醒與政治覺悟的提高，這同樣任重道遠。

    而在真實的歷史上，庶族進士作為一股政治力量顯露出實力，比如唐時牛李黨爭，其實是一個并不怎么光彩的形象。

    牛僧孺、白敏中作為進士官僚的代表人物，大權驟得，并不能夠將自身權柄與社稷大計有效結合，而他們所掌握的權柄，僅僅只是黨同伐異、逞于私利的工具。白敏中雖然有個詩名極盛的堂兄白居易，但自己一生行事，也只落得一個謚“丑”。

    反倒是出身趙郡李氏的李德裕，雖然被視為沒落門閥世族的代表人物，卻展示出真正的宰輔風采，對李唐社稷頗有存亡之功。

    當然，具體到個人的政治素養高低或者某一階段性的政治斗爭，并不足以解釋大尺度的問題。比如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便談不上是一個什么偉岸人物。

    所以，盡管沈哲子已經確立了科舉改制的總方針，但在具體的實施與推行上，仍在等待一個合適契機。最起碼也要等到南北統合稍見成績，社會秩序已經恢復到可以容納一定程度的動蕩。而在此之前，仍然需要準備與積累。

    他來了，他來了，舉手就是給你一榔頭，沈哲子不是不愿意承受陣痛，而是需要考慮大梁新朝的承受能力。譬如大運河利在千秋，但在當時卻是勒住大隋皇朝一根頸繩。胸懷千秋放眼量，足下淺坑跌斷腿。

    拋開這些雜思，沈哲子專注當下祭祖典禮。雖然沈氏諸先人得于追尊殊榮的不過只有兩人，但在太廟中需要祭拜的卻不僅僅只有這二者，另有其他先人們前前后后足有上百牌位。
    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