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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慶畫展以后，在趙望云的鼓勵下，我才婉拒了國立藝專的聘請，開始了西行之旅，同行的除了你李奶奶還有趙望云跟張振鐸。”

    “張振鐸是浙江人，曾經參與潘天壽成立的白社，被我們稱為五白之一，他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解放后，還擔任過湖北美院的副院長。”

    “我們一行四人，當時，條件并不好，盤纏有限，所以我們第一站則是西安、開始舉辦畫展，隨后才是蘭州。”

    “從蘭州開始我們的甘肅的第一站，又從蘭州順河西走廊經武威到張掖，又從張掖深入祁連山，畫了很多山林風景和大西北特有的自然風光，以及藏族生活和深山草原溪畔的哈薩克族游牧的情景。我們從祁連山返回張掖，又西出嘉峪關到敦煌，在千佛洞得覽古代美術之精華、并對歷代壁畫做臨摹研究。”“當初，交通極為不便，大部分的路程都需要騎著駱駝，以西瓜當水鍋盔作糧，在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走了一個多月。”

    “像我這樣一個南方人從來未見過塞外風光，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駱駝隊與馬群啦，一望無際的草原，平沙無垠的荒漠，都使我覺得如入仙境。這些景物，固化看不見，時人畫得很少，我是非把這些豐富多彩的素材如饑似渴地搜集，分秒必爭地整理——把草圖構思，為創作準備不可的”。

    “這也是另外一種浪漫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種塞外江南的美，讓我一輩子無法忘懷。”

    室內，茶香飄逸。

    關老，聲音醇厚。

    故事，精彩動人。

    這個時候，關母笑，“沒有那么浪漫，當時條件艱難，我只能夠用西瓜當水鍋盔做做梁，甘肅這個地方其他的東西少，但西瓜真的多，又大又甜，這是我們記憶中最美味的西瓜了。”

    不僅關老陷入回憶，連李奶奶也是如此。

    關老接著李奶奶的話，“當時年輕，身體好，所以長途奔襲也不覺得累，出了嘉峪關，還登上祁連雪山，當我們來到敦煌的時候，正值張大千剛剛搬走，而，那個時候，常書鴻也剛到任、還沒有現在的敦煌研究所，條件的艱辛就可想而知，要不是你李奶奶的幫助，我想要臨摹的洞窟的壁畫，幾乎是不可能的。”

    常書鴻是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首任院長，也被譽為敦煌守護神。

    說到敦煌的故事，常書鴻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人物。

    而張大千就不用說了，被后人稱為敦煌的罪人。

    他在敦煌臨摹畫作的時候，主觀或者客觀上破壞了不少敦煌的壁畫，后來傳出他在臨摹壁畫時，剝掉壁畫的消息，引來不少爭議。

    蘇亦是寫美術史的，對于張大千的功與過，也沒必要評說。

    這些都已經寫進了美術史。

    他對敦煌壁畫的剝蝕和破壞，這點無容置疑，就連常書鴻的女兒，前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常沙娜先生都公開表態，張大千當年在敦煌臨摹壁畫揭開外層壁畫的行為就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破壞。

    實際上，這一點，蘇亦深有同感。

    因為田野考古發掘也是一種對歷史遺址的破壞。

    但兩者不一樣的是，張大千的剝離敦煌上層壁畫的行為則是為滿足私欲，而田野考古發掘則為了保護跟傳承，兩者不言而喻。

    所以，在關老提到張大千的時候，蘇亦原本還打算詢問這一事實，最后想想還是作罷，因為沒有必要了。

    然而，看到他陷入沉思，坐在一旁的老爹蘇哲，以為他聽不懂，就解釋，“當初師父在敦煌的臨摹條件異常困苦，由于石窟較深，光線昏暗無法看清壁畫進行臨摹，師父多靠師母手舉油燈的照射下，才完全臨摹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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