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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陵故事講完的一周之后，蘇亦離開河宕遺址。

    直到他離開，河宕遺址的發掘報告依舊沒有整理完畢，但關鍵的部分，差不多整理完畢。

    整個報告，主要分為概述、地層堆積、生活居住遺跡、文化遺物、墓葬、小結與討論五章，加上附表，附錄。

    整個報告，主要是參考蘇秉琦先生的《斗雞臺溝東區墓葬》，而非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不是蘇亦不想按照自己導師的著作來，而是實際條件不允許。

    因為整個河宕遺址更加接近斗雞臺遺址，而非白沙宋墓。

    然而，白沙宋墓有不是沒有借鑒，在撰寫墓葬的部分，蘇亦或多或少都借鑒了不少，比如分析墓葬形制，葬式跟葬俗都有借鑒。

    然而，因為時代的關系，科技水平的進步，在分析河宕遺址墓葬的部分，也要加入自己的特色，比如體質形態與人種鑒定，甚至，還通過頭蓋骨分析了河宕人拔牙習俗，以及各種墓葬隨葬品。

    河宕遺址發掘的時候，就曾經發現了發現了77座墓葬和19個男女施行人工拔牙的個體，其中有一部分人骨架保存較好，社科院考古所專家來現場鑒定提供了條件。

    鑒定結果表明“河宕人”是環珠江口區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體質形杰具有特征和實施拔牙習俗的典型材料。

    最后才是墓葬分類及其年代推斷。

    在大部分的遺址報告中，墓葬部分都是重之重，這是，前面的發掘報告定下來的基調。

    比如新中國第一本田野發掘報告——《輝縣發掘報告》，墓葬分析也是重之重。

    不過河宕遺址的發掘報告跟輝縣發掘報告，肯定是沒法比擬的。

    先說陣容。

    報告編寫由梁思永主持，他親自擬定體例，與夏鼐商量后再交由發掘團成員分頭撰寫。

    在報告編寫過程中，采取了導師制的人才培養方式——梁思永指導安志敏，夏鼐指導王仲殊，郭寶鈞指導王伯洪，蘇秉琦指導石興邦。

    這里面涉及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中國考古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不說，梁思永、夏鼐、蘇秉琦、郭寶均四人，就說安志敏、王伯洪、王仲殊、石興邦四人，也都是考古界內，各自領域上的大牛。

    而，輝縣遺址的發掘，主要任務是對團里的四名年輕人安志敏、石興邦、王伯洪和王仲殊進行田野考古培訓。

    這是蘇亦享受不了的待遇。

    河宕遺址的發掘，跟他沒啥關系，也不是省博為了培養他而進行的發掘。

    不過河宕遺址的發掘報告跟他的關系就挺大了。

    可以說，整個發掘報告，都是楊式挺為了培養他而編撰的。

    整個過程之中，不僅楊式挺傾囊相授。

    期間，還經常跟遠在北大的蘇秉琦先生通信請教。

    河宕遺址，最為關鍵的兩個部分就是第四章的文化遺物以及第五章的墓葬。

    前者受到蘇秉琦先生不少的指點，后者則受到宿白先生白沙宋墓的諸多影響。

    期間，蘇亦也嘗試著給宿白先生寫信求援，沒有想到宿先生還真的就給他回信了。

    不僅在信件上給他諸多指點，還給了郵寄了不少發掘報告專著。

    估計是生怕他遠在考古工地查找資料不容易，其中就有梁思永先生編撰的《城子涯》以及《輝縣發掘報告》，這兩部發掘報告都跟梁思永先生有關，顯然，宿白先生也考慮到梁思永先生對他考古學術啟蒙的影響了。

    其中在《城子涯》報告中，還有不少的批注。

    這倒是宿白先生一貫的風格，之前在他的《白沙宋墓》里面注釋就比正文多。

    而宿先生之所以對城子涯批注，主要是報告體例雖由梁思永創制，但參與發掘者甚眾，報告內容又雜出眾人之手。

    其中，就有郭寶均、梁思永、吳金鼎、董作賓等人。

    梁思永為了遷就原稿而留有諸多遺憾，所以他后來一直有強烈的愿望要“一氣呵成”殷墟西北岡王陵的發掘報告，可惜因戰亂和身體原因而再留遺憾。

    宿白生怕蘇亦不了解這些人的學術思想都一一做了注釋。

    其實，他對除梁思永先生之外，三個都不算陌生。

    郭寶均老先生就不說了。

    北大學子對他都不算陌生。

    至于董作賓，甲骨四堂，郭董羅王，稍微對甲骨文有點研究的人，都對他不陌生。

    沒少好說的。

    三人中，唯一陌生的就是吳金鼎。

    然而，蘇亦對于這位，還真不算太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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