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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史學成就碩果累累，沾被蒙受，還指滋潤庇蔭后學良多。其于宗教史、元史、醫學史、目錄學、年代學、校勘學、進偉學、史源學、敦煌學諸史學領域的研究，均有承前啟后和重大的開拓、莫基意義，深得海內外學界推重。

    尤其是宗教史，被后人稱為空前成就。

    陳垣先生的元史研究，在深度上超越了前人，把元史研究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同時他也拓寬并鋪平了元史研究的道路，以便后人能在這條道路，以便后人繼續向前馳騁，他在元史研究方面實在是有著繼往開來之功的。

    至于醫學史，他更有拓荒創新之舉，陳因為早年陳垣還是一位近代醫學事業的推動者。1908年他與友人合作創辦了光華醫學校，這是當時國人最早創建的私立醫校。同時，又先后與友人編輯醫學衛生報和光華醫事衛生雜志等刊物，他亦為主要撰稿人。

    宗教史、歷史文獻學、元史三方面細致論說陳氏的史學成就。在宗教史方面，陳寅恪高度評價陳垣在中國宗教史研究上的首創之功，稱“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然其始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之著述始”。陳垣“古教四考”和“宗教三書”，不僅涉及基督教、教、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還囊括祆教、摩尼教等已消亡的宗教，均為中國宗教史相關領域的開山之作。概言之，陳垣的宗教史研究有如下四個特點：一是注重擴充史料，正史、文集、碑銘、政書、地方志無所不用；二是注重宗教與世俗之間的關系以及闡明宗教盛衰與政治的關系如對摩尼教、也里可溫教興衰的考證；三是探索宗教文化傳播的過程，考察宗教傳播與相應文化擴散的情形；四是重視史學的社會功能，褒貶是非，結合現實，考證史實，得出相應的歷史認識。

    “宗教三書”書影在歷史文獻學方面，陳垣將古人零散的考據手段，以科學方法歸納出義例和理論，使其成為可供傳授和發展的各門專學。如其目錄學代表作四庫書目考異敦煌劫余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年代學經典著作中西回史日歷二十史朔閏表、避諱學杰作史諱舉例、校勘學典范沈刻元典章校補元典章校補釋例又名校勘學釋例以及史源學代表性研究陳垣史源學雜文等書，尤其是他系統總結避諱學和史源學的理論，提出校勘四法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建立敦煌學，為后人指明了治學門徑。

    陳垣先生的史學成就之高，就連蘇亦這樣的后輩都要仰望。

    所以多年以后，宿白先生都在感慨，世間也難有二陳這樣的人。

    好端端的為什么要說蘇亦要自比陳垣先生？

    那是因為陳垣也是廣東新會人。

    好巧，就是蘇亦的老鄉。

    同樣是新會人，他并沒有梁啟超出名，完全是因為他不參與政治，只專注學界。

    可就算如此，在52年的院系大調整，輔仁大學并入北師大以后，因為陳垣先生的威望太高了，直接擔任北師大的校長。

    陳垣先生這樣的人，千年一遇有點夸張，但百年一遇卻毫不夸張。

    蘇亦哪有這樣的底氣自比援庵先生。

    宿先生提到陳垣更多是對他的揶揄，也算是另類的告誡了。

    “學生何德何能怎敢自比援庵先生。”蘇亦勇于認錯。

    “你不敢？你要是敢了，說不定為師還高看你一眼，既然你不敢了，就老老實實，專注考古吧。”宿先生冷哼。

    不過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已經緩和了不說。

    蘇亦多少理解，宿先生為何對他生那么大的氣。

    估計是恨鐵不成鋼。

    又擔心他浪費自己的天賦吧。

    擔心他在其他史學領域上分心，而忽略了考古本身，最終本末倒置，忘他學的是考古，甚至還要繼承他的衣缽研究佛教考古。

    畢竟，蘇亦他們這一屆研究生是被宿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義招入北大的。

    作為宿白先生的弟子，要是連佛教考古都忽略了，以后恐怕要逐出師門了。

    好在宿白先生他們到家中做客，絕對不是為了呵斥蘇亦那么簡單，如果僅僅如此，也不需要讓馬世昌他們仨人陪同了。

    他讓蘇亦四人過來家中做客，除了勸誡之外，更多的是傳道受業解惑。

    研究生的培養跟本科生的培養最終不一樣，不需要想本科生那樣老老實實地去課堂上課，被動的接受知識，更多是主動的去學習自己的所研究的領域。

    而導師更多是指引方向。

    蘇亦他們這一屆研究生，只有四人。

    宿白先生在培養他們的時候，就要花費更多的心思了。

    而且，這種還是精英式的培養。

    跟蘇亦前世在云大讀書的大班培養還不太一樣。

    當時，他們專業就是四十多人，經常會有大班上課，尤其是研一的時候，公開課程一大堆。

    從某種意義來說跟本科生沒啥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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