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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一句話形容我和梅洛爵士的關系的話，套用一句電影臺詞——‘沒有你，對我很重要。’”在返回南威爾士的火車上，林義龍突然說道。

    “什么意思。”凱蒂有些聽不懂。

    這已經是在24小時內林義龍第二次往返于倫敦和南威爾士。這次的原因是凱蒂主動地打算在林義龍的介紹下和耶昂姐妹“正式見面”。

    “其實我從吃早飯開始就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林義龍說道，“到底你的那位好校友，菲斯克議員閣下到底是怎么把作為調解人的慈善家請來和我吃早餐的。”

    “那你思考出來什么結論了沒有？”

    “有。”

    “是什么？”

    “我沒有必要讓外人分享我的利益。”林義龍答道，“其實我一直沒弄懂為什么一些人中總是不切合實際地通過出讓利益的方式獲得某種保障。想想看，倘若因為各種原因引入投資，你的議價權很低，事情并不會如你意的那樣發展，反而因為各種力量阻撓，逐漸變得可有可無，最后被巧取豪奪了——即使是我也會這么做的。”

    “這算什么結論？“凱蒂問道，“那些書里宣稱的，引入那些投資者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資金充裕那么簡單啊。”

    ”理論上是這樣的，可投資者也能退場，并不會給你更多的便利。”林義龍解釋道，“換句話說，這么做不僅讓你束手束腳，而且更是降低了你的話語權——連你自己的財產都捍衛不了的，還有什么堅持可言，那些人就會得寸進尺，然后把你完全弄出去。”

    “可引入外部投資的初衷，也就是之前遇到的難以解決的問題還是沒法解決啊？”凱蒂問道，“比如菲斯克先生提到的那種強威懾力？”

    “如果你這么干了，你就要考慮以后你會不會經歷這些。”林義龍立即否認了，“如果你的行為沒有限制，就不要譴責其他人的行為沒有底線。正因這種程序公平但實質不公平的秩序讓制定法律背后的那些人獲得了相對最大的好處，所以他們才會努力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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