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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族隔離政策和民主黨、共和黨都脫離不了關系，但和民主黨捆綁的更深，之前的羅斯福，現在的胡佛，兩任總統都是民主黨，共和黨不會愿意看到下一屆總統還是民主黨，自然要對民主黨進行狙擊。

    　　無論是出于國內的黨派斗爭還是國家安全，黑人問題都會推向風口浪尖。

    　　無論是飛車黨、女權、黑人反種族隔離、意識形態斗爭，都在把一些個人思潮和價值觀推向個人主義、多元化、追求自由、質疑權威、反對體制、逃離社會等理念，人們會變得越來越追求自由與個性。

    　　對我們而言，大眾文化就是商業文化，我們要把產品與大眾的價值觀互相通融，大眾在追求自由、個性，我們就在產品中注入這兩樣。”

    　　冼耀文捏起自己的西服領子，“西服配襯衣打領帶，代表著傳統的精英文化，這種文化是精英階層歷經數百年的演變最終定格，而且是制服化，與制度化有很深的聯系，不管大眾文化再怎么變化，它都會有一席之地。

    　　就現在來說，穿襯衣還是一種身份的象征，穿襯衣要比穿汗衫體面得多。

    　　所以，我在創立中華制衣的時候，選中了綜合起來起步階段難度不太大，但生命力又比較旺盛的襯衣。

    　　我們第一步的品牌影響力營銷告一段落之后，第二步的營銷方案就是把好運來襯衣同階層、身份進行捆綁，要給大眾制造出只有在辦公室里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才有資格穿好運來襯衣。

    　　反過來說，只要買一件好運來襯衣穿在身上，立刻會變成體面人。”

    　　林醒良問道：“故意制造出門檻？”

    　　“差不多這個意思，我們要給消費者輸出這樣一個觀念：買好運來的消費者都是體面人，只有體面人才有資格買好運來。沒有這種觀念加持，收入不高的家庭哪里會舍得花上十幾元買我們的好運來。”

    　　林醒良猶豫一下，說道：“老板，我們的定價是不是偏高了，做一身旗袍不過只需十三四塊，我建議推出定價低一點的款式。”

    　　冼耀文淡淡一笑，“你說的是最普通的旗袍，那些好的、真絲的旗袍，一件還不是要幾十元上百元，我們的品牌定位本就不是面向所有人，價格不能降，只能一步步往上漲，要是誰都能輕松買得起好運來，品牌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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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耀文指了指林醒良，又指了指車間樓，“一旦沒了品牌加成，我們憑什么跟其他制衣廠競爭？

    　　只能依靠壓低成本，從你身上，從辦公室職員、車間女工的身上，先壓工資，再壓福利，然后延長每個人的上班時間，降低食堂的伙食標準，什么菜便宜就買什么菜，米也買最便宜的，粗糧、細糧摻著吃。

    　　托兒所、醫療室、班車，這些既費錢又對生產沒多大幫助的設施，也應該全部停掉。”

    　　說著，冼耀文又指向托兒所外面的滑梯，“還在襁褓里就帶到托兒所，上班時間跑過來喂奶，為了催奶，在食堂里一個勁吃葷菜，晚上帶回去吃的飯菜也會偷偷多打一個人的量。

    　　這些我全看在眼里，可我并不想為難大家，有些事情只要不是太過分，睜只眼閉只眼也就過去了。

    　　但是中華制衣是工廠，不是善堂，我寬容并不代表我蠢，賬我還是算得明白的，我們廠里的一切福利都要以利潤為支撐，為了維持高福利，我們的核心產品必須追求高利潤，薄利多銷只能當成營銷手段的補充，而不是主要手段。”

    　　冼耀文拍了拍林醒良的肩膀，“消費者是上帝這一點，我們既要說，也要落實到做，但心里不用太當回事，我們的核心目的就是把他們口袋里的錢拿過來裝到我們自己口袋里。

    　　我們包括我，你，還有廠里的其他人，我們大家才是一家人，自己人，有福同享。

    　　薄利多銷是在保障我個人利益的基礎上，犧牲廠里其他人的利益去討好消費者，廠里賺多賺少跟大家的關系不大，大家能拿到的無非就是最基本的工資，福利就不要想了。

    　　清末的一位大臣他塔拉·剛毅說過一句話：我家之產業，寧可以贈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也就是后來梁啟超總結出來的那句‘寧與外邦，不予家奴。

    　　我覺得這種思想要不得……”

    　　冼耀文故意頓了頓，擺了擺手，“算了，不多說，再往下說就是標榜我自己，我們還是說回夾克。

    　　飛車黨文化一旦傳播開來，摩托車還有他們身上穿的皮夾克也會流行開，服飾的專利形同虛設，很容易就能繞過去，我們可以在Perfecto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升級；

    　　一開始先推出雷同的款式，定價比Perfecto低一點，但不至于低到有傾銷嫌疑的程度，搭上這輛順風摩托，一頭扎進美國市場，然后隨著飛車黨攻略其他國家，一個新品牌就能走上軌道了。”

    　　林醒良忽然迷糊地說道：“老板，不對啊，伱剛才說新品牌走薄利多銷的路線，但是你現在說的明明還是走精品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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