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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岑佩佩一離開，蘇麗珍立即沒話找話，“先生，我昨天在大新百貨看見好運來的柜臺已經(jīng)開始營業(yè)，很多人排隊在買，生意好得不得了。”

    　　冼耀文不以為然地說道：“前期做了大量的準備和鋪墊，生意好是應(yīng)該的。說起來也沒有多好，兩家店一共才賣了829件，離我預(yù)計的目標有點距離。”

    　　昨天，開業(yè)剪彩儀式一結(jié)束，大新百貨和國貨公司的兩家好運來門店同時開始營業(yè)，從中午十二點一直賣到晚上八點半，銷量只有這么一點，冼耀文并不是太滿意，畢竟是開業(yè)第一天，且做了大量的鋪墊。

    　　如果按照這種銷量進行預(yù)測，好運來在香港一年大概只能賣十二三萬件，營業(yè)額到不了140萬，按照0.74的毛利潤率進行計算，一年毛利潤百萬左右，純利再砍掉毛四成，僅依靠香港，兩年半才能把中華制衣的投資收回，實在太慢了。

    　　按照冼耀文的安排，只有香港和內(nèi)地的營業(yè)額屬于中華制衣，兩地之外的利潤與中華制衣沒有直接的關(guān)系，那些實際屬于持有品牌的朱麗葉公司，中華制衣只能分到一筆代工費，只不過到時候在公司從屬和賬目上會做點文章，以方便中華制衣上市后的股價沖高，但內(nèi)部要清晰認識到區(qū)別。

    　　內(nèi)地充滿了不確定性，香港一地的銷量就顯得尤為重要，利潤不僅要用于維持中華制衣日常運營，且要讓賬目看起來花團錦簇，一旦銷量不佳，只能提高朱麗葉支付給中華制衣的代工費，以讓賬目好看一點。

    　　這對冼耀文而言就有點虧了，要知道朱麗葉的利益全部屬于他個人，而中華制衣不但要分給高管管理股，還要吸納股東，利益是屬于大家的，他只占其中一部分。

    　　而且，一旦開始吸納股東，賬目自然要對股東公開，朱麗葉和中華制衣之間的操作瞞不住人，想讓股東入彀，不僅要保證中華制衣未來的利潤有保障，還要坦露一部分股市操作計劃，不然誰會傻乎乎地入股中華制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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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香港一地的銷量是重中之重，而內(nèi)地的不確定性是用來給股東們賭的。

    　　一個政策在頒布施行之前，需要吹風(fēng)造勢，冼耀文一直在關(guān)注內(nèi)地幾份有喉舌作用的報紙，暫時沒有看到向工廠主、作坊主等“黑心資本家”開炮的文章，此時應(yīng)該是處于坐待對手犯錯的階段，只要等到幾個不長眼的賺黑心錢，問題就可以無限放大，把少數(shù)不誠信商人的問題擴大到一個階級，國家借此機會重新掌握幾十年被放任自流的經(jīng)濟命脈，走一條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國有經(jīng)濟發(fā)展道路。

    

　　在全面國營化之前，還有私營經(jīng)濟的生存空間，好運來在內(nèi)地還有一定的發(fā)展空間，就是這個發(fā)展空間，冼耀文要把“一定”營造成“無限”，只有這樣，中華制衣在對外銷售股份的時候才能對股價進行高估值，而將來發(fā)展空間的收縮或消失，只要精確的掌握時間節(jié)點，完全可以利用于股價的打壓做空。

    　　只要中華制衣不缺乏運營資金，只要冼耀文個人不缺乏資金，中華制衣的股價就算成為一坨屎，照樣不影響企業(yè)運營，不影響幾個品牌的衣服對外銷售，冼耀文可以從容地對股市進行操作，來回拉升打壓，卷上幾筆錢，等股票成為廢紙，把所有或大部分股份回購，退市坐等下次投機的機會。

    　　又或者中華制衣這塊牌子一次被玩爛，那也沒關(guān)系，換塊牌子，長城、黃河、秦始皇、佳寧，隨意，老板的名字也可以換，陳松青、賈會計，要么干脆姓股，叫股民好、股阿敏、股葛蘭，改頭換面，還能接著玩。

    　　“八百多已經(jīng)不少了，生意會一天比一天好的。”蘇麗珍安慰道。

    　　“看最近這幾天的銷量吧。不說這個，昨天我聽人提起剛上市幾種新面料，我今天早點下班，陪你去裁縫鋪看看，給你做幾身新旗袍。”

    　　“嗯。”蘇麗珍歡快地點點頭。

    　　吃過早點，冼耀文并沒有去中華制衣廠里上班，而是去了4A的辦公室。

    　　前一陣忙完好運來的設(shè)計，胡金銓就變得無事可做，但他并沒有變得無所事事，反而比前一陣子顯得更忙，他又不是木頭，接私活這種勾當還是懂得，這一陣他從電影公司接了點畫海報和繪電影廣告的活，晚上在家做不完，只能白天帶到辦公室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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