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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用一句很出名的話，“寧安寨”那就是“歷史遺留問題”。

    從齊云生的話里馮寶得知，“流求”實際上并不是他記憶當中的“琉球群島”，而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囊括整個東南外海大部分島嶼。前隋水師征討不臣之地，卻是后世的“臺灣島”。

    隋軍抓獲近六千人帶回，其中過半被梟首示眾，余下的則安置在海邊，由一名校尉率五百軍卒看管，主要充當維護大隋水師船只以及物資轉運中的苦力，而安置地，就是“寧安寨”。

    由于大唐承隋制，所以對于“寧安寨”的使用，基本不變。

    然而，大唐初建時，國力羸弱，加上“突厥”威脅太大，致使整個王朝的軍事重心都在北方，以至于“水師”基本快要被遺忘了。

    “大唐水師”的急劇萎縮和衰弱，帶來一個直接后果，那就是依靠“水師”謀生的“寧安寨”，沒了收入，再加上那里的人，大多是海外蠻夷，無法分得土地，所以生活極其艱難。

    當時的“泉州刺史”為人宅心仁厚，不忍見那么多人生活凄苦，便主動撤離官軍，并給了“寧安寨”十條船，讓他們去海上討生活。

    “寧安寨”里，此刻人數不過千余，且近九成為老弱婦孺，能夠出海者，不足百人。但是，在他們中間，有一個人的兄長，活著時曾經給隋軍校尉當過馬夫，并且在無意中得知——“安南”一帶，糧食多。

    于是，為了“活命”，寨子里能出海的人聚集起來，駕船南下，沿著大陸海岸線而行，歷經千辛萬苦抵達“安南”之地，并且成功帶回糧食。

    第一次出海，不僅帶回糧食，更重要是摸清楚海上航線，有了這個基礎，再去的時候，船只和人數都遠勝過初次，采購回來的糧食數量龐大，除了寨子里正常消耗，還有結余。

    如此，他們既解決了自身的生存問題，也發現了一條財路——販運糧食。

    “泉州”一帶，歷來糧食產量不高，庫存糧食極少，所以每逢災害，都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故而當聽說“寧安寨”可以從遙遠的“安南”能夠弄到糧食，當時的刺史即作出了一個決定，讓“寧安寨”專門負責運糧和存糧，畢竟寨子里原先就有隋軍的糧庫可以利用。

    由于“海上運糧”的風險很大，加上采購本身也需要錢財，所以就把商船入港的收費權力給了“寧安寨”，以此收入沖抵整個運糧活動的開支。

    應該說，在當時，這項做法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泉州府”時不時出現的糧食危機，算得上是一個“善政”。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此做法的弊端日漸顯露，且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隨著寨子有錢有糧，人口出現了增長，既有新生的，也有投奔的流民和不知道從哪里來的化外之民，人多了，當然能夠擴充船隊，運來更多糧食，本來是好事，但是很快，官府就發現，他們除了運糧，似乎還開始當起“海客”；其二，因為“海客”行商利潤更大，所以慢慢的，運糧活動逐漸縮減，僅僅維持在一個相對固定的范圍內，庫存大體只能供應“泉州府”十天左右，即便官府提出要求，他們也以各種理由推諉；其三，有人、有錢、有糧之后，“寧安寨”自發形成了組織，而有了組織，他們開始漸漸有了抗拒官府的心思，特別是三年前，老寨主死后，新寨主更是以寨子里人多為借口減少提供糧食，結果導致遇到災害時，官府沒有足夠糧食，不得不向他們“借糧”，“有借”當然“有還”，官府還不出糧食，只能提供其他物資，而他們用這些物資，販賣到海外，獲得了巨額收益。若只是掙錢，倒也罷了，關鍵是他們意識到，在“災害”降臨時，糧食問題是官府的命門，所以他們要價越來越高，胃口也越來越大了。

    “如此刁民，官府何不直接收回一切權力？”馮寶聽到此處，實在忍不住插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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