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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疆學說的軟肋就在于它太過于強調文明和開拓的關系，似乎認為一切創新都來自邊疆。但任何文明都是由自己的祖先繼承而來，無論怎么開拓，都不能脫離本文明先賢的影響。

    　　如果完全按照邊疆學說的理念，大明是由朱元璋的政權開拓自己的邊疆得來，和唐宋元朝完全沒有關系——這顯然是錯誤的。

    　　王文龍不想落下這樣的口實，他在提出邊疆假說時就給自己的論點加了個限定詞：“新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在開拓邊疆國的過程中確立起來的”。

    　　至于這個“很大程度”是多大程度？王文龍主動忽略了。

    　　邊疆理論在輿論圈子中火了，但真正能看到這理論重要性的還得是參與過開拓的文人，比如處理過邊境事務的文官。

    　　王文龍前世的老美利用這套理論確定了自己國家不斷擴張的民意基礎，如果沒有這樣的心理塑造，哪個國家的老百姓能支持自己國家在海外建立幾千個軍事基地？

    　　雖然文人群體中有不少人對邊疆理論并不支持，但真正在邊境上呆過的官員看到邊疆理論時心中無一不是震撼的。

    　　李化龍如今已經結束丁憂，掌管兵部并且協理京城戎政。旬休之日，李化龍來到自己的親家，通政司右通政王永光的家中。

    　　“于田，你總算有時間來走動了。”王永光笑著歡迎。

    　　李化龍苦笑搖頭：“軍中事務繁忙，難得偷閑。”

    　　李化龍真不是找借口，上任新工作后，李化龍才發現協理京城戎政這份工作有多難做——京營太爛了，為了能讓這個消耗大量銀錢養出來的軍隊有戰斗力，李化龍幾乎跑斷了腿。當然也有輕松的法子，那就是不管手下的京營有多爛，裱糊下去，但這并不符合李化龍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