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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圣賢孟子曾經曰過“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這是歷代相傳的名言，顛撲不破的真理。

    其實，論及于過去的史實，這句話還可引申為“內政修明而有敵國外患者，國必不亡！”、“內政不修而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內政不修的涵義極廣，舉實例說明之，如政出多門，機構龐冗，橫征暴斂，法令滋彰，寵佞用事，民困無告，貨幣紊亂，盜賊橫行，水旱為災等等都是。

    而最普遍最傳統的一個現象是官僚貪污。

    這種現象是“一以貫之”，上述種種實例都和它有“母子關系”，也可以說是貪污是因，這些實例是果。

    有了這些現象，才會有敵國外患，反之，如政治修明，則雖有敵國外患也不足為慮。

    貪污這一現象，若是細心研讀過去每一朝代的歷史，不禁令人很痛心地發現“無代無之”，竟然于史書同壽。

    上下幾千年，政簡刑清，官吏廉潔，生民樂業的時代簡直是黃鐘大呂之音，少得可憐。

    史家遇見這樣的稀缺的時代，往往一唱三嘆，低徊敬仰而不能自己。

    歷朝歷代的政治家們用盡了心力，想法子肅清貪污，樹立廉潔的吏治，不外兩種辦法，第一種是厚祿，他們以為官吏之所以不顧廉恥，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祿不足以養廉，若國家所給俸祿足夠生活，則一般中人之資，受過道德教育的官員應該知道自愛。如再違法受贓，可以重法繩之。

    第二種是嚴刑，國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為眾人所唾棄之。

    前者如宋，后者如明，嗯，準確的說應該是明初。

    宋朝官俸最厚，給賜優裕，入仕的官員都能得到生活的保障，不必顧念身家，一心一意替國家做事。同時，宋律又有嚴刑重法，凡犯贓的官吏都殺無赦，太祖時代執法最嚴，朝堂內外官員犯贓者一定棄市。太宗時期也還能維持這法令，真宗時從輕改為杖流海島。仁宗以后，姑息成風，吏治也日漸**，和初期的循良治行不可同日而語了。

    明朝和宋朝恰好相反，太祖洪武時期有懲于蒙元的覆敗，用重刑治亂國，凡貪官污吏重則處死，輕則也會充軍或罰做苦役，甚至立剝皮實草之刑，一時間，中外官吏無不重足屏息，奉公畏法。仁宣兩代繼以寬仁之治，一張一弛，倒也建設了幾十年的清明政治。

    正統以后，情形便大不相同。原因是明代官俸本來不厚，洪武年代還可全支，后來便采用折色的辦法，以俸米折鈔，又以布折俸米，朝官每月實得不過一二石，外官厚者不過三石，薄的一石二石，其余都折鈔布，鈔價貶值到千分之二三，折算實收一個正七品的知縣不過得錢一二百文。

    這種情況下，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蓄妻子，除了貪污，更無別的法子可想。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官員都有海瑞那般“高尚”的節操。

    這種情況，明朝政府未嘗不了解，卻始終因循敷衍，不從根本解決，上下相蒙，貪污成為正常風氣，時事也就不可問了。

    齊國太祖皇帝出身于海上莽盜，跟隨舅父和兄長歷經諸多苦難，終至漢洲立足，遂有齊國之始，再繼興起制霸南洋。

    然而，太祖皇帝之所以流落海上，淪為亡命盜寇，終其原因，乃為大明政治崩塌，使得官場貪污成行，以至于民不聊生，逼良為盜。

    此等官僚，互相援引，民苦貪殘者宦稱卓異，不但不為察典所黜，而且連連升擢。搜括聚斂，號為常例，宣之此舉為朝覲為考課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使得朝廷頒一法令，地方興建事業，都成為官吏的利益之源。

    “以搜括所得經營升調，以官爵為性命，以鉆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托為當然，以循情為盛德，以請教為謙厚”。

    即使被銓司察黜，最多也不過罷官，即使被撫按彈劾，最多不過為民，反正良田大宅，歌兒舞女，不但自己受用，連子孫的基業也已打好，區區一官，倒也無足留戀。

    吏治的**，雖然不是甲申崩潰的主因，但絕對是崇禎自掛東南枝的重要前置條件之一。

    故而，齊國在太祖時期，對官員貪污之行徑，實難容忍，行重典懲處，雖不至于像大明洪武皇帝那般動輒剝皮實草，大行殺戮，但亦甚嚴苛，不僅剝除官身，遠配苦寒偏遠之地，還會殃及后人（犯事官員后人不得為官府錄用）。至于所貪贓所財，亦會追贓務盡，窮其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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