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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子·輕重甲第八十中曾言及，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誠如《道若秘所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當前我齊國形勢，應要切實改善民生，在擴大商品對外出口的同時，也要努力增強百姓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故而，在國家財富分配上，要進行必要之調整，逐步提高百姓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率。也就是說，要相應增加工人的勞動薪酬，使得他們能有更多的余力進行商品消費和物質享受。”

    1732年8月22日，在大興地標性建筑東方大廈里，正在舉行一場熱烈的圖書發行大會，由著名經濟學者、作家齊元翰主持編撰的《新管論正式定稿出版，吸引了國內諸多學者、文人，以及大商人、工廠主的到來，共聚一堂，針對此書中觀點和學說，進行激辨和討論。

    《新管論，顧名思義，就是仿照先秦經濟著作《管子一書，就齊國乃至整個世界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和問題，進行系統闡述，包括資本產生的過程，生產關系的演變和發展，財富的生產與分配，以及探討了經濟活動的運行規律和資本生長方式，同時也從經濟角度考察和描述了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依存關系和復雜矛盾。

    這本鴻篇巨作，是想告訴人們，什么是經濟，什么是財富，財富又是如何構成的，增加財富的途徑和方法有哪些，以及如何保障這些財富的問題。

    這本書摒棄了歐洲流傳甚久的重商主義學說，更否定了華夏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認為土地并不是價值的主要來源，提出了勞動和技術創新的基本重要性，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社會生產的大幅增長，抨擊了神州大陸和歐陸諸國那套阻礙工業發展的腐朽、武斷的政治限制。

    不過，這本書的最大的經濟理論貢獻，不是勞動分工，不是財富分配，不是對制度問題的認識，也不是其中的財政思想，而是齊國孜孜不斷追求和推進的“經濟自由主義”。

    換句話說，《新管論的理論財富不在于某個具體的理論，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種信念、一種思想，或者說是一種信仰，這個信仰就是“經濟自由”，以及從中衍生出的“貿易自由”。

    細究而論，這本書所論述的諸多觀點并不是作者所原創的，更沒有多少前瞻性，基本上都是前人都已經充分論證過的，或者是此時整個時代的共同認識。其最大的貢獻無非就是把這些思想集合起來了而已，里面甚至還有些許錯誤和邏輯上的瑕疵。

    但是，該書出版刊印后，卻沒有人會真正否認這本《新管論在經濟領域中的重要價值意義。

    在齊元翰編撰此書之前，盡管齊國的經濟學界或者工商界領域中不乏璀璨的星辰，但均不足以照亮整個經濟學的世界。

    《新管論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是集這個時期幾乎所有的經濟科學知識之大成而建立起來的。

    通過該書，經濟自由的理念不僅被高高的樹立了起來，而且其運行也找到了最恰當的機制，那就是：利用人們的交易傾向，讓所有的一切都通過市場機制來“自由競爭”。

    特權和壟斷是自由競爭的大敵，《新管論主張廢除各種形式的特權和獨占經營，良好的經營只有靠自由和普遍的競爭，才能得到確立。因為只有這樣，個人或者企業才會出于趨利而采用最合適的經營方法，工廠的勞動生產力才會被迫提高。

    “既然要倡導自由競爭，那么政府的過多干涉，是不是就沒有必要了呢？比如，我們這些經營工廠和貿易商社的人，除了履行繳納各種賦稅后，至于如何經營管理，是不是就是我們自己說了算？怎么用人，支付多少工資，要求工作多長時間，以及是否開除不合格的工人，皆由我們自行處置，政府就不該過多干預和約束了吧？”

    “非也，非也！”齊元翰聽了，笑著搖搖頭，“前秦輕重家癸乙曾說過，有余富無余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賄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凡政府者，需利用政治干預經濟，調控市場，平衡各色人等的利益，保護百姓之生存基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若工人困頓不堪，且家無余財，諸位所擁工廠生產出的商品又將賣與誰呢？退一步來說，若是任由工廠主和工人之間自行處置彼此之間的事務關系，但以工人的弱勢地位，豈能爭得自己所屬的權益？”

    “諸位需知，一個人總是需要靠他的勞動來生活的。因而，他的薪酬至少必須要能維持其基本生存。在大多數的時候，他們還應該稍多一點，否則，他將不可能養育妻兒，維系家庭生活，而沒有足夠的薪酬，工人這個群體就將消亡，工廠也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豐厚的酬勞是一種必然的結果，是不斷增長的國家財富的自然象征。另一方面，貧窮勞動者的生活艱難是國家停滯、經濟遇阻的自然象征，而勞動者的饑餓則是國家迅速敗落的自然象征。蒙元之敗，前明之潰，當為鑒矣！”

    “受教，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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