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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深夜，又將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新四軍司令部少校秘書曾金聲等人活埋，通訊處的財物也被洗劫一空，史稱“平江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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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國民黨針對地下黨領導的八路軍進行迫害是有原因的。

    早在1938年秋，鹿鐘麟奉國民黨政府的命令，成立冀察戰區，設立heb省政府，上任省主席，其一上任便以省政府的名義要求取消冀南行署，并制造heb省保安司令張蔭格部隊與抗日部隊間的軍事磨擦。

    1938年12月以后，張蔭梧部隊連續襲擊八路軍，暗殺其人員，活埋抗日軍人家屬，包圍抗日縣政府，趕跑民選縣長，剝奪敵后抗日軍民的民主權利，吊打和殺害民選的村長等，罪行累累。直到不久前制造了深縣慘案。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

    在此前后，蔣委員長曾一再宣稱:“抗戰到底的意義，是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況；中日問題的解決辦法，在于召集太平洋會議；對地下黨政策，目前是聯共和防共，最后達到以三民主義溶化地下黨的目的。”

    這次會議成立了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通過了整理黨務的決議案；會后，陸續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

    蔣氏集團的斗爭矛頭由對外轉向對內，加緊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動，加緊了反共宣傳，設立了許多監獄、集中營，囚禁、屠殺共產黨人，向邊區、解放區派遣大批特務，進行破壞活動。

    國民黨頑固派政策的逆轉是有深刻的階級根源和國際背景的，“是由于他們對抗戰的不徹底性和對外依賴性，以及對本國真正革命力量壯大的恐懼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時，也是由于目前戰爭形勢，國際情況及日本情況所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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