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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大約有兩年多時間，我閉門讀書，足不出戶。偶爾出游數日，也必定是回老家的深山里，聽泉瀝瀝，聽鳥嚶嚶，在世俗中最易受到傷害的詩人，在山林里，卻能得到天籟之樂，有一次興盡之余，得詩一首：

    風起竹邀花掃石，寒來云為客添衣。

    禪家活得無拘礙，盡日南山一局棋。

    如果不是置身山林，怎么能獲得這種飄飄欲仙的生活？不才以“禪家”自謂，初始，的確如傳統文人，屬“不得志而逃于禪者”。爾后，在經歷了許多歷練之后，真正認識到禪是養心蓄氣的“不二法門”，便成為一種自覺了。游歷天下佛教名山巨剎，尋覓往昔高僧大德的遺蹤，便成為我耽于山林的一種方式。去年，我二游天臺山，參拜了一千四百年前陳隋之際的大和沒尚智顗的肉身塔以及寒山遁隱的山林后，回到寓所，微醺之際又吟出一律：

    我本江城士大夫，瓊臺又到總踟躕。

    昔年秋暮看紅葉，此日春深聽鷓鴣。

    霽月初升鐘磬遠，樵風暫歇老龍孤。

    自從遁去寒山子，誰發清歌對碧蕪？

    不知不覺，我已經以士大夫自居了。在經歷了“五四”運動及“打倒孔家店”等盡破傳統的劫數之后，卻自稱自己是士大夫，是不是有不合時宜的“遺老”作派？但是，在這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當今之世，我實在找不到一個比士大夫更合適的詞匯，來概括我當下的生活狀態。士大夫用之于當今，很難找到一個對應的詞匯。若強加解釋，應允為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的結合體。屬于既有恒產又有恒心的人，他們愛國不吝此頭、愛已擅長風月。操守與狂誕齊美，憂患與享樂并重。因此即便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框架里，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也必定是像布達拉宮中的夜明珠一樣閃射出璀燦的光芒。倚松傲嘯，對月烹茶；雞聲野店，細雨騎驢    ┅┅這種種超然世外的山林生活，誰又能說不是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

    二

    耶穌、釋迦牟尼這樣偉大的宗教領袖，以及孔子、老子、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這樣杰出的圣人，差不多都誕生在公元前那二三百年間，這真是一個奇怪的事情。這里面肯定包含了某種天機，只是我們人類的智力尚不能將它破譯。正是這幾位橫空出世的智者，用他們創立的宗教與思想，給人類的生活指出了方向，一經確定，便很難變更。李白有詩“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這是詩人的瘋話，切不可當真。對圣賢，我歷來充滿崇敬，正是因為他們，人類才告別愚昧，社會生活才有了秩序。

    幾乎從一開始，東西方文化就出現了巨大的差異。對于如何入世，開創人類的事功，西方優于東方；對于如何出世，從自然萬物中汲取精神生活的養料，東方則明顯優于西方。治國者，采用西方的那一套，或許在聚斂財富、伸張國力上大有稗益；但若要治心，讓一個人平和起來，優雅起來，東方文化則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中國上古的圣賢，把個人的修養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說儒家看重的是社稷，那么道家看重的卻是生命。外儒內道，幾乎成了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內涵。這決不是互相牴牾的兩張皮，而是共生互補的對立統一。用儒家建立治國平天下的事功，用道術涵養洞察幽微的心靈。讓一個人在進取與退守之間，均能游刃有余。古人有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很明顯，前者屬于儒家，后者親于道術。怎樣才能做到獨善其身呢？索居陋巷，心遠地偏，固然是一種選擇，但歌哭于山巒之中，優游于林泉之下，則是一種更佳的選擇。

    中國古代文人的詩作，極寫山林之趣的，幾乎可以編纂成洋洋數巨冊的山林詩史。說到詩，略說一點題外話，把寫詩作為一種職業，用來謀生，這是當代的事。古代的詩人們，除了李白這樣一個極為特別的例子，幾乎沒有一個是專職的。詩歌隊伍中的佼佼者，既有帝王將相，也有野老優伶。他們寫詩從來都不是為掙稿費，即便是寫出洛陽紙貴的千古名篇，也只是獲得一片嘖嘖稱贊而已。到了唐代，雖然在科舉考試中專門設了一個“博學鴻詞科”，為擅長寫詩的士子開辟了一條出仕為官的途徑，事實上看來，這也并非善舉。用當今話講，復合型人才不多。寫詩當官都很優秀，只有王昌齡、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高適、岑參等不多的幾個。更多的詩人，如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杜牧等，詩是再優秀不過的了，但官卻當得滯礙。我指的不是官大官小的問題，而是從政的能力以及為官一任的績效。扯遠了，且打住，還是說山林。

    第一個用詩歌的形式把山林寫得非常美好，讓人神往心儀的，是陶淵明。且看這一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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