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經典《禮記》
中華禮學是以禮法、禮義之學為核心的學術文化,其理論形態則是《周禮》《儀禮》《禮記》三部經典,《三禮》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產生過極為深遠的影響。下面是yjbys小編為大家帶來的關于《禮記》的知識,歡迎閱讀。
一,性質與源流
孔子教授弟子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中國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載體,但是文古義奧,不易通讀,因而每每需要有輔助性的讀物,為此,《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而《禮》則有《禮記》。
六經中的“《禮》”,后來稱《儀禮》,主要記載周代的冠、婚、喪、祭諸禮的“禮法”,受體例限制,幾乎不涉及儀式背后的“禮義”。而不了解禮義,儀式就成了毫無價值的虛禮。所以,七十子后學在習禮的過程中,撰寫了大量闡發經義的論文,總稱之為“記”,屬于《儀禮》的附庸。
秦火之后,西漢人能見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寫的“記”依然不少,《漢書·藝文志》所載就有“百三十一篇”。《隋書·經籍志》說,這批文獻是河間獻王從民間征集所得,并說劉向考校經籍時,又得到《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等數十篇,總數增至二百十四篇。由于《記》的數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東漢,社會上出現了兩種選輯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習稱《大戴禮記》;二是他的侄子戴圣的四十九篇本,習稱《小戴禮記》。
《大戴禮記》流傳不廣,北周盧辯曾為之作注,但頹勢依舊,到唐代已亡佚大半,僅存三十九篇,《隋書》《唐書》《宋書》等史乘的《經籍志》甚至不予著錄。《小戴禮記》則由于鄭玄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風光無限,暢行于世,故后人徑稱之為“《禮記》”。
唐貞觀年間,孔穎達奉詔撰作《五經正義》,其中的“禮”,用《禮記》替代《儀禮》。《禮記》由此躋身“經”的行列,“附庸蔚為大國”,與《儀禮》地位發生逆轉,成為《三禮》中最顯赫的經典。
二、分類與作者
《禮記》一書,緊緊圍繞儒家的政治理想、治國方略、天人關系、典章文物等展開,多角度、多層次探究禮樂文明奧蘊,闡發其學理與規則,內容廣博,題材豐富。其中稱引的孔子語錄數量很大,而且大多不見于《論語》,對于研究儒家思想,彌足珍貴。
《禮記》四十九篇,古人對它的分類比較瑣碎,而且多有歧異。我們按照“經與記”的關系,約略分之為三大類:一是與《儀禮》有直接對應關系的;二是與《儀禮》有間接對應關系的;三是脫離《儀禮》經文的,如《禮運》《王制》等篇,或記載孔子言行,或論述經世之道,與《儀禮》無關。
《禮記》一書,《漢書·藝文志》籠統地說是“七十子后學者所記也”,各篇作者大多不知,僅少數幾篇有人提及,如《隋書·音樂志》引梁沈約說,《緇衣》《中庸》《表記》《坊記》均出自《子思子》。遺憾的是,《子思子》一書,大約在隋唐之際就已亡佚,沈約之說無從驗證。宋代以來,學界有不少人懷疑《禮記》是漢儒假托七十子之名而作。千萬意料之外,1995年在湖北荊門郭店出土一批楚簡,內容以儒家文獻為主,其中居然有《緇衣》篇的完帙,文字與傳世本《禮記·緇衣》幾乎相同!此外,《性自命出》篇的文句、思想,與《中庸》極為接近。《六德》《尊德義》等篇與《禮記》相同或相似的語句時有所見,專家認為,它們當屬《子思子》的佚文。此后,上海博物館入藏一批楚簡,其中的《性情論》與郭店簡《性自命出》相同,《緇衣》與郭店簡《緇衣》相同,《武王踐祚》與《大戴禮記·武王踐祚》相合。此外,《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顏淵問于孔子》等篇,行文與《禮記》非常相似。可見,沈約關于《緇衣》《中庸》出自《子思子》之說,絕非空穴來風。新出竹簡證明,至遲在戰國早期,《禮記》的某些單篇已經流傳至江漢流域。由此可以推斷,《禮記》四十九篇中的主體部分應該作于先秦,作者確實就是“七十子后學”。
三、鄭注與孔疏
《禮記》是用先秦語匯撰寫的,時過境遷,到了漢代,人們已經不太能讀得懂,于是有人起來為它作注,其中做得最好的是東漢經學大師鄭玄。鄭玄早年博覽群書,問學于通儒達雅,后又西入關中,師從著名學者馬融。鄭玄兼宗今古文,擇善而從,《后漢書》稱贊他“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鄭玄以其湛深的學養,遍注群經,其中以《三禮注》的成就為最高。鄭玄注經,一反當時繁瑣之風,要言不煩,簡潔明快,凡是文義明白處,均不作注,而在經義晦澀處著力,故不少篇的注文字數少于經文,如《樂記》經6459字,注5533字;《祭法》經7182字,注5409字。鄭注孤行百代不廢,絕非偶然。
六朝解釋儒家經義的著作稱為“義疏”,當時為《禮記》做義疏者不少,如南方的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皇侃等;北方有徐遵明、熊安生等。到唐貞觀中,孔穎達奉詔修《五經正義》時,僅皇侃、熊安生兩家的義疏猶在。大較而言,皇氏稍勝。孔穎達疏《禮記》,乃以皇氏為本,以熊氏補其不備,“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禮記正義序》),故能集南學與北學之長。之后,孔氏又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等相與探討,斟酌論定,再與周玄達、趙君贊等覆更詳審,而成《禮記正義》七十卷。孔疏悉心推勘經注,雅達廣攬,詞富理博,尤以引證文獻詳盡、史料豐富見長,讀之令人有依山鑄銅,煮海為鹽之感,取之不竭,用之不盡。鄭注與孔疏一簡一繁,一精一密,被譽為經學史上的“雙璧”。
鄭、孔之后疏解《禮記》較有成就者,有宋人衛湜的《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采摭群言,最為賅博,去取亦最為精審”;元人陳澔的《云莊禮記集說》,簡明可靠。元仁宗延祐年間恢復科舉,規定《禮記》采用陳澔《集說》。明代胡廣修《五經大全》,《禮記》以陳澔之書為主干。清人朱軾的《禮記纂言》、朱彬的《禮記訓纂》、孫希旦的《禮記集解》,成就遠不及孔疏。晚近的《儀禮》研究之作,以黃以周《禮書通故》、曹元弼《禮經學》、沈文倬《菿闇文存》等最為學者稱道。
四、價值與特色
《禮記》是儒家思想的源頭之一,在中國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價值如下:
首先,《禮記》中的.許多篇章,是中國文化史上彪炳千古的典范。如《大學》,程子說是“初學入德之門”,朱子說是“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中庸》,程子說是乃孔門傳授心法之作,朱子評價說:“歷選前圣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它們自宋代被選入《四書》之后,成為家弦戶誦,流傳最廣的文獻。再如《禮運》,記載了孔子對實現其政治理想——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的最權威的論述。《學記》,提出了教學相長、因時施教、啟發式教學、循序漸進等一系列教學原則,是我國最早的教育理論著作。《樂記》則是我國最早的音樂理論著作,所表述的聲、音、樂三分、音樂與政治相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等音樂思想,堪與古希臘媲美。《月令》,逐月記載天象、物候、農事、當行之令,堪稱歷史上最早的生活指南。《儒行》,記儒者的十五種德行。章太炎說“大抵艱苦卓絕,奮厲慷慨之士”,“是故欲求國勢之強,民氣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至今猶有積極意義。
其次,《禮記》的許多章節,高揚仁愛、正義、愛國、反對不義之政等進步思想,影響深遠。如《孔子過泰山側》,孔子親聞民眾寧愿死于虎口,也不愿亡于苛政的悲慘故事后,發出“苛政猛于虎“的感嘆,成為此后中國人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戰于郎》講述了魯國一位未成年的孩子,在祖國遭遇危難之際,執干戈以衛社稷的事跡。《陳子亢止殉葬》,說的是陳子亢堅決阻止其兄欲以活人殉葬的企圖:“以人殉,非禮也!”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書中甚至有涉及官德的內容,如《曲禮下》說:“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要求官員恪守公職,不談聲色犬馬之類,無不有益于弘揚正氣。
第三,書中大量記載了包括稱謂、辭令、服飾、家教、尊老、喪祭、教化、禮俗等在內的古代文化史知識,幾乎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對于我們讀懂古書,傳承中華文明,是難得的文化寶庫。
《禮記》的主要特色,是文風清麗,朗朗上口,可讀性強,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許多格言、警句、煉語,都源出于此書,如《曲禮上》:“敖(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臨財無茍得。臨難無茍免。”“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殆,謂之君子。”《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大學》:“富潤屋,德潤身。”《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緇衣》:“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雜記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不勝枚舉,讀之尤有益于修身進德。
五、版本與讀本
如今學界通用的《禮記正義》,是清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經注疏》本。阮刻本以揚州文選樓舊藏的南宋十行本為底本,參校其他刻本而成,毋庸諱言,事后連阮元本人也承認,十行本并非善本。南宋黃唐編印、紹熙初刻于越州(今紹興)的八行本《禮記正義》,堪稱善本,惠棟曾以此本校明代毛晉汲古閣本,居然校出各類錯誤幾千條,故有“稀世之寶”的美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呂友仁先生點校的《禮記正義》,即以八行本為底本,吸收阮本以及阮校之后的成果而成,繁體、豎排,經、注、疏分列,尤其適合于研究者使用。
普通讀者學習《禮記》的讀本,可選用王夢鷗先生的《禮記今注今譯》(臺北商務印書館,1990),楊天宇先生的《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王文錦先生的《禮記譯解》(中華書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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