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如何

　　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如何?真的像像媒體所說那么差嗎?下面小編來告訴大家。

　　英國留學的同學們注意了，近日，英國媒體做了一項關于中外合作辦學的調查。有媒體發文“中外合作辦學如何擺脫規模大質量低”。

　　如果10年前如此設問，還有一定的現實針對性。

　　而今，中外合作辦學已進入質量提升的新階段和發展新常態，這樣的問題顯然有些嘩眾取寵、誤導視聽。

　　10年前，全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為1111個。

　　如今，機構、項目總數達到2371個，在校生規模約56萬人，畢業生已超過160萬人。

　　這個發展成果來之不易，值得珍惜。

　　《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建設發展報告》顯示：

　　自教育規劃綱要實施以來，教育行政部門高度重視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建設，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規劃、宏觀調控和政策引導;

　　在規模有所擴大的同時，優質資源明顯增多，監管體系和機制日益完善，“管辦評分離”逐步推行，質量工程有力推進，國際化人才培養體系初步形成，學生就業率和就業質量逐步提高，社會信譽度和認可度不斷上升。

　　報告還顯示，《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中外合作辦學質量保障工作的意見》正在發力;

　　中外合作辦學的工作重點正在實現“三個轉變”，即從規模發展向內涵建設轉變，從模仿復制向合作創新轉變，從學生流動向能力提升、聚焦優質轉變。這是中外合作辦學不同于10年前的新常態。

　　認識和適應新常態要按中外合作辦學規律辦學。5年前，筆者在《人民日報》撰文提出，中外合作辦學基本規律有兩條：

　　一是必須適應和服務于國家改革和發展的大局;二是必須適應和服務于學生的發展和成長。

　　認識和適應有主動和被動之分。

　　主動認識和適應必須主動把握規律，正確處理中外合作辦學發展中的基本關系。

　　前些天，筆者在第六屆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年會上提出中外合作辦學規模、質量、效益基本關系的理論框架，即適度規模是基礎，創新質量是關鍵，提高效益是目標。

　　合作辦學應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以新的發展理念統領規模、質量、效益，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協調推進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建設。

　　沒有一定規模，難有質量。

　　1995年，全國只有71個機構(當時沒有項目的類別)，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單個機構項目也如此。

　　如果只有幾個學生，安排和組織教學都很困難，質量又從何談起?

　　中外合作辦學的收費由地方物價部門會同教育、財政部門按成本補償原則并適當考慮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學生承受能力來確定。

　　如果招生數太少，連成本都保不住，哪來的質量和效益!

　　另外，中外合作辦學發展應適度超前，確定這個度要頂天立地。

　　一是站位要高，遵循人才成長規律，與對外開放的國家大局相適應。

　　二是根據一個地方、一所學校的實際，“有需要，有條件再辦”。

　　當前，政策創新應著眼于拓展新空間，完善規模穩定增長新機制。

　　沒有一定的發展質量，中外合作辦學效益難以提高。

　　反過來，效益提高了，有利于促進規模擴大和質量提升。

　　中外合作辦學的目標是為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培養國際化人才，促進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促進教育體制機制創新，滿足社會多樣化的教育需求。

　　中外合作辦學評估的結果顯示，絕大部分機構項目把中外合作辦學當成學校國際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計經濟回報，只謀社會效益。

　　少數辦學機構項目片面逐利，由于生源短缺而自動停止招生，或由于評估不合格被“騰籠換鳥”。

　　教育部近期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從入口關杜絕了連鎖店現象的發生，并強化過程監管，鏟除了片面逐利的土壤。

　　數據顯示，越來越多的國外高校來華合作辦學也是由于自身國際化發展的需要，而非經濟利益驅使。

　　例如，杜克大學與武漢大學合辦昆山杜克大學，就是為了“彌補在美國本土無法打敗哈佛的遺憾”。

　　主動認識和適應新常態需要理論研究和輿論助力。

　　現實中，一些媒體或因缺乏常識，或因利益驅動，對中外合作辦學進行不實或虛假報道，影響了其社會認可度。

　　一些機構項目招生宣傳不得要領，有的被“黑中介”牽著鼻子走，誤導學生，誤導大眾。

　　因此，主動認識和適應中外合作辦學的新常態，更需要打好輿論攻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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