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論文“飛將軍”李廣的運數之“奇”

　　論文導讀:：“飛將軍”李廣的運數之“奇”，人文歷史論文。

　　論文關鍵詞：“飛將軍”李廣的運數之“奇”

　　西漢名將李廣作戰英勇，治軍獨特，深得君主器重，按說馳騁疆場，應該一生順利，但事實正好相反，李廣雖然武藝高超，善制強敵，但總是在戰場上碰到不利的情況。古代占卜中以偶為吉，以奇為兇，所以李廣被人稱為“數奇”。他的一生的確運數不佳。

　　公元前129年，劉徹派衛青、公孫賀、公孫敖和李廣四位將軍各領一萬騎兵，分路進擊匈奴。李廣兵出雁門，碰上匈奴大隊人馬，兵敗被俘，他在敵人回軍時瞅準機會奪得戰馬，逃脫歸京。朝廷將李廣交給法官，法官因為李廣作戰損失太多自己又被活捉，判決斬首，李廣納金贖罪，成為平民。

　　在長安附近過了近一年平民生活，因匈奴進攻遼西，打敗了韓安國的軍隊，李廣被啟用為右北平太守。前123年，李廣等六位將軍由大將軍衛青統率兵出定襄，以十余萬騎進攻匈奴，諸將中許多人殺敵斬首達到一定標準受封為侯，而李廣的部隊偏偏沒有功勞。三年之后，李廣率四千騎兵出右北平人文歷史論文，與博望侯張騫的萬余騎兵分道而行，相約會合。不料李廣的部隊半路上被匈奴左賢王四萬騎兵包圍，交戰中漢軍損失過半，李廣和兒子李敢在危急中以英勇善戰精神穩定了士氣，第二天繼續拚殺，張騫的部隊趕到后匈奴才解圍而去，而戰后李廣的軍隊已所剩無幾。按照法律，張騫約會失期，受到懲罰，李廣功罪相抵，沒有封賞。

　　李廣在公元前166年的蕭關之戰中初露頭角，若當時他不小于十八歲，那到公元前123年時已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將軍了，尚未像許多將軍一樣受封侯爵。當初李廣與堂弟李蔡俱以郎官身份在漢文帝劉恒朝中干事，景帝劉啟執政時李蔡位至二千石，已達到官秩和俸祿的較高等級，武帝劉徹執政時李蔡因軍功封為樂安侯，不久位至丞相。李蔡為人屬于下中，按當時的九等劃分法當屬第八等，名聲遠在李廣之下，但李廣當時沒有爵位和封邑，官位沒有超過九卿，而李廣屬下的軍吏和士兵有些都取得了封侯之賞。和普通人一樣，李廣對這一問題并非毫不計較，他曾和當時善于占卜的知名望氣人王朔閑談說：“自漢朝出擊匈奴以來，我未嘗不在其中，但各部校尉以下，中等才能的人，以軍功取侯者幾十位。我作戰不在他人之后，至今卻沒有一點功勞得到封邑，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看來李廣本人在老年時對自己未被封侯一事也是深感不平。

　　前119年，劉徹派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平分十多萬騎兵和幾十萬部隊，從定襄和代郡分兩路出擊匈奴論文下載。李廣多次請求隨軍參戰，劉徹覺得他年老，不同意，過了許久，又答應他隨衛青之軍參戰，任他為前將軍。但劉徹認為李廣做事不順，暗中告誡大將軍衛青不要讓李廣擔任正面進攻，以免耽誤了勝敵的機會。衛青軍隊出塞后，從俘虜口中知道了單于的處所，決定自率精兵突襲，他讓李廣合并于右將軍趙食其的部隊，從東路進擊。這條路稍有迂回，行程較遠，大軍行進會缺少水草，難以結隊而行。李廣不同意這種安排，對衛青說：“我被任為前將軍，您卻改讓我從東路出兵。我從年輕時就與匈奴作戰，今天才遇上單于，故甘愿作前鋒，與單于決死。”衛青因劉徹的告誡，不讓李廣擔當正面進攻，因而盡管李廣一再請求，衛青始終沒有答應。他讓長史（相當于秘書的將吏）下文書給李廣的軍府，寫道：“趕快到軍部，照文書上說的辦。”李廣沒有向衛青告辭就走了，心中惱怒人文歷史論文，帶著士兵與右將軍趙食其一同從東路出發。部隊沒有向導，不時迷失道路，落在了主力部隊的后面。及見到主力部隊時，正面戰場的大戰已經結束，大軍已回到了沙漠之南。這次戰斗因東路軍遲到而致單于潰敗逃走，沒有取得預想的成果。兩軍會合時衛青派長史送酒給李廣，順便詢問他們迷路的情況，準備向劉徹匯報作戰過程，李廣沒有回答。衛青又派長史召李廣幕府的人員前去聽候審問，李廣說：“各校尉無罪，是我迷失了道路，現在我自己去上供狀，聽候審問。”他回到自己的幕府，對部下說：“我從年輕時起與匈奴作戰大小七十多次，這次有幸隨軍與單于直接交戰，大將軍又調我的部隊走迂回的東路，偏偏迷了路，這豈非天意！況且我已六十多歲，不能再面對那些舞文弄墨的辦案人員了。”于是竟拔刀自刎。

　　李廣自刎，他的全軍將士都哭了。老百姓聽到此事，不論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也不論老年人還是年輕人，都為他流淚。這次與李廣一同出征的趙食其被法官判為死罪，他納金贖為平民。

　　李廣征戰一生，至老年尚無封侯之賞，并不是封賞者對他有意刻削，而是他的軍功的確沒有合于受封的律令標準。前119年的出征正好是與匈奴單于直接交戰，李廣將其視作自己大顯神威、為國建勛、成就功名的絕好機會，但卻被調往東道偏師，不幸又迷路失約，使漢軍失去了后路截擊部隊而致單于在困窘中遁逃。盡管大將軍衛青對他本人持以安慰態度，但李廣既不能忍受軍吏問責的羞辱，更不能忍受這次立功機會的喪失，憤懣之情一時難尋解脫之方，竟選擇了自刎的方式。

　　李廣在抗擊匈奴的戰場上身經百戰，但卻一次次錯過了立功封侯的機會，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數運不濟呢？李廣最后一次出征前曾向望氣者王朔詢問個中緣由，讓王朔看看是否屬于自己生相上的問題，王朔說：“您自己回憶一下，是否有自己非常悔恨的事情？”李廣回答說：“我當年做隴西太守時，羌人反叛，我誘降了八百多人，后來用騙術把他們在一天之內全部殺死，至今最悔恨這件事。”王朔告訴他：“災禍沒有被殺掉已降之人更大的了，這就是將軍不得封侯的原因。”王朔并沒有直接回答有關生相的問題，卻轉而從李廣一生的行事中尋找緣由，他的說法自然未必能被人們完全接受，但他卻道出了望氣之人觀察生相的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從一個人的社會活動中考察他的行事特點，從而粗斷他的命運。

　　誘降和騙殺羌人之事，與李廣未得受封并無直接聯系，但它反映了李廣行事的惡狠和個人心理上齷齪陰暗的一面。這類心理深層的弊失普通人多不能免除，但要將其惡狠地付諸實施，卻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尤其作為一郡之守，他的行事會產生較大范圍的社會影響，會使人們對一種惡的行為產生更多的怨望。而一個人的處事行為不會是孤立的，它是一定行為方式的體現人文歷史論文，這種特定的行為方式會在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甚至枝末細節上表現出來，從而形成人們對其人格特征的基本認識，也會形成相應的報答回應。社會是一個由復雜因素而有機聯系的整體，社會對一個人的報答回應與該人表現于社會的人格特征在善惡性質上總是大體符合的，從長久的時間系統上考察更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來，王朔的望氣之法并非沒有道理。

　　李廣在當年被匈奴俘虜逃回后，他贖罪為平民。這期間他與灌嬰的孫子灌強隱居于京郊藍田的南山射獵，有一次他與一名隨從騎馬外出，與友人在鄉間飲酒，晚上回時路過霸陵亭。霸陵是漢文帝劉恒的陵墓所在，在今陜西省長安縣東，當時的亭長由霸陵縣尉兼任，專司守陵之職。那晚上霸陵尉喝醉了酒，對路過驛亭的李廣呵斥阻止，李廣的隨從急忙分解說：“這是前任李將軍論文下載。”縣尉說：“現任將軍也不能夜間通行，何況前任將軍。”迫使李廣在霸陵亭下住宿一夜。過了不久，北方戰事吃緊，劉徹征用李廣為右北平太守，李廣請求讓霸陵尉與他一塊去，朝廷同意了，霸陵尉到達軍中，李廣即將其斬殺。

　　由此事更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廣在隴西騙殺八百羌人，絕非偶然之為，而是他為人處事的一種行為方式的自然表現。以某種惡狠的方式報復和待人，正是他現實人格的一部分。霸陵尉拒絕李廣晚上過亭，如果是照章執行政令，那他就并無任何過錯，不認情面而嚴于守職，正是一種應予贊賞的行為，也許李廣的軍事活動更需要這樣忠于職守的人物；即便霸陵尉是無故關亭，那也屬酒后妄為，不至于殺頭之罪。李廣殺了霸陵尉后曾向劉徹上書謝罪，劉徹曾批字作復，大意是說：作為將軍，是國家制敵的憑借，《司馬兵法》上認為將軍具有“登車不軾，遭喪不服”等免于俗禮的必要，這是要求為將者要有威嚴，所謂“怒形則千里懼，威震則萬物伏”。我所期待于你的是對匈奴報仇除害，你若免冠徒跣，叩頭請罪，那不是我的期望！劉徹在批復中幾乎完全回避了李廣請罪之事，體現了寬厚的諒解和熱切的期待。然而，這是劉徹的聰明之處，李廣上任前要求霸陵尉相隨，人們一定會認為他要重用此人，答應這一條件的不是劉徹就是朝廷有關機構，但李廣憑借剛剛到手的權力，卻公報私仇，這雖然滿足了自己一時的報復之心，但卻使用了欺詐方式，最終也把答應他條件的上司置于了不義和尷尬的地位。適逢朝廷用將之際，劉徹并沒有追究李廣擅殺之責，甚至給了他不少的寬慰和激勵，但心底決不會沒有絲毫怨怒；如果國家最高層由此認定李廣是一位心胸狹窄、睚眥狠報的人人文歷史論文，那日后對他的任用和封爵也就不會沒有應有的顧忌。劉徹曾暗中告誡大將軍衛青不要讓李廣擔任對單于的正面進攻，無論出于什么原因，總是表明他密切關注著李廣的為人和作戰。征戰一生的李廣未得封侯，他的尷尬和急切心理劉徹不會不知，天下在握的劉徹也并非沒有破例賞封某人為侯爵的先例，但更多的可能是劉徹對李廣不愿開啟這一封口，他寧愿讓李廣在前線去拼殺，憑自己的斬首之功去獵侯。戰場立功常有許多不定因素，而劉徹對衛青的告誡也表明，他也不愿把最好的立功機會交給李廣。王朔提醒李廣，人生的不順要在自身的行為中尋找原因。李廣的心性弊失和命運不順表明，王朔關于看相望氣的方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還在前朝劉啟執政時，李廣以驍騎都尉身份隨從太尉周亞夫參加平定吳楚之叛的戰斗，他在昌邑之戰中率一支輕騎部隊沖擊叛軍，砍敵帥旗，立下顯赫戰功。昌邑是梁國的要塞，平叛勝利后梁王劉武授給李廣將軍之印，李廣接受了這一將印，但他沒有想到，自己是朝廷派出的將官，接受諸侯的封任犯了朝廷的大忌，李廣回京后非但沒有受到任何獎賞，反倒被調任到邊郡上谷為守，帶有貶謫之意。劉武是劉啟的親弟，平叛時雙方互相支持，兄弟兩人的關系當時尚十分要好，也許李廣沒有想到更多的問題，將受印僅僅視作皇家對自己的看重和個人應得的獎賞，但他作為一名已在皇朝任職的將官，意識不到朝廷與諸侯本有的利害關系，對名利只是一味地接受而不知必要的拒絕，也顯示了他政治上的短視和幼稚，這一自身原因也必然成為他人生發展中的一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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