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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之治國理念，不想全盤接受祖宗成法，有些弊病必須根除。其一，富民。朝廷仍以勸耕為主，但也要鼓勵工商。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士農兵工商，皆我大明子民，區別對待是可以的，但不可過。過去對工商的打壓太厲害，以后要改，要給工商業者更高的地位，比如，軍戶子弟完全可以參加科考，工商子弟可擇一人參加科考等。”

    “稅賦也要改，農耕者十稅一不改了，可循成例，而工商三十稅一太低了，也改為十稅一。另外，除了朝廷有制定稅法的權利，任何地方官府不許另找借口，另設稅目，否則，一律嚴辦。”

    說到這里，朱由榔覺得還是有必要集思廣議，看看這個時代的人怎么看待他的改革。

    “諸位愛卿，大明立國二百多年來，國力每況愈下，以至于反賊橫行、清兵倔起，為何？原因很多，諸如天災不斷、吏治腐敗、黨爭激烈、苛捐雜稅等，朕以為最重要的還是稅賦制度出了問題，一方面沒有統一稅法，稅賦名目繁多，除了朝廷不斷加賦外，地方官府還巧立名目，對百姓盤剝太甚。另一方面工商業者財富更多，卻稅率更低，以至于百姓難以生存，而財富又集中到了少數人手里，百姓活不下去，如何不反？所以，朕首要進行稅賦改革。諸位愛卿，大明中興任重道遠，還需諸位戮力相助。朕不想搞成一言堂，還望諸卿抬遺補缺，說說各人的想法。如何？”

    朱由榔說完第一條，三個臣子陷入了沉思。

    很明顯，皇上最終的意思還是要錢糧。

    確實，當前的急務自然是軍務，可軍務最終還要落到錢糧二字上。

    剛才皇上說了那么多，核心的不過就是提高工商稅賦，同時，為了鼓勵工商業者，不至于引起他們的反彈，在社會地位上給予一定的提高。

    “皇上，臣覺得提高軍戶的地位很有必要，畢竟接下來戰事是最主要的，此舉可大大提高軍隊的戰斗力。不過，將工商業者的地位提高到跟原來軍戶一樣的地位，是不是過了？有違圣人之意啊。”陳子壯提出了不同意見。

    商人為什么社會地位低？大體有三個原因：

    一是經濟制度方面：中國主要以農耕文化為主，在經濟制度上的表現就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這種經濟的特征就是自給自足，統治者只需要定期按時的找百姓收取租稅(農業稅和土地稅)以及人頭稅，無論是歷史上的井田制，青苗法，一條鞭法等等土地所有權改良，本質上都是圍繞這一根本特征來進行調整的。

    而其他重要的戰略物資，比如鹽鐵等，都是由統治者專賣。所以，古代商業市場經濟的發展沒什么條件，其次，在統治者眼中，商人這些經濟活動并不能產生價值。所以，商人自然沒有存在感。

    二是政治制度方面：古代中國封建王朝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必然對應的政治制度就是封建專制和家天下，只要將農民和土地這兩方面的問題處理好，那么統治就很穩定。而商人的經濟活動造成了人員流動和錢財貨幣流動，同時，圣人認為，商人都是重利輕義，這些對于非常重視以德治國的統治者來說都是影響統治穩定的，所以當然，就要重農抑商了。

    三是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國傳統文化認為民以食為天，而占主體地位的漢族群體的性格趨向于內斂保守，這兩方面的因素導致了老百姓自給自足，小富即安的心態，對于商業活動不那么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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