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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從印度來回一趟，冬去夏回，或者夏去冬回，就是半年時間，半年收入一百萬兩，依然難以滿足財政需求。

    其實收取賦稅是最現實最合理的方式，畢竟是農業社會，農業是第一大產業，對農業免稅的結果必然會發生財政危機。

    英國人給周瑯提供了一個經典的案例，康華利在東印度公司領土上全面推廣印度傳統的柴達明爾制度，將包稅權賣給一個個印度包稅商，將整個孟加拉的土地稅都包了出去，定的保稅金額很高。但是其中一個孟加拉管區的總稅額就定為了268萬英鎊，折合804萬兩白銀，改革后第一年東印度公司從孟加拉榨取到的稅收就提高了83%，接近一倍。

    還通過收回不肯繳納保稅的印度土邦領主的收稅權，轉包給愿意繳納更高稅收的商人，結果大大提高土地稅。在新占領的地區，推行越來越苛刻的稅制，來更有效的榨取財富。

    比如1792年開始在馬德拉斯管區試行萊特瓦爾地稅制，在這種稅制下，印度農民繳納的地高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主要內容為：以農民(公社成員和小地主，不包括佃農)為其實際占有土地的納稅人，他們被承認為土地所有者；處于實際耕種下的土地納稅，估定稅額的辦法是，先對整個農田估稅，再定到每塊土地，稅率為凈產量的95%，換算為總產量的45%左右；稅率是非永久性的，可以改變；牧場、荒地歸國家所有（東印度公司所有）。

    1822年又開始在印度西北新征服的土地上推行馬哈瓦爾地稅制，具體內容是：按土地的實際占有情況定稅，土地原為封建主占有的，即以封建主為納稅人，原為村社集體占有的，即以農村公社為納稅人；納稅人有土地所有權；在地主為納稅人的情況下，稅率為地租額的  83%，由村社共同納稅的地產，稅率為凈收入的95  %；稅率是可變動的，非永久性的。

    另外英國人還有其他的榨取方式，比如對印度手工產品征稅，出口征稅等等，還利用每年的稅收結余直接采購印度產品返銷英國，原本東印度公司來印度貿易，是帶來真金白銀，換取胡椒、寶石等印度產品，現在直接通過榨取印度人的稅收，反過來采購印度的商品，這等于白白拿走印度人創造的物質財富，1793—1812年，用稅收結余購貨價值達25134672英鎊，平均每年1332877英鎊。

    據現代史學家估計，1757—1780年英國人從孟加拉掠走的財富約值3800萬英鎊，1757—1815年從印度掠走的財富總計約達10億英鎊。

    福建的人口跟孟加拉人口差不多，經濟發展水平也差不多，如果狠下心來搜刮，一年弄來800萬兩銀子，什么財政危機都解決了。

    可英國人榨取的是殖民地，可以不計后果，周瑯面對的卻是國人，他必須為長遠打算。至少他不能接受在英國瘋狂榨取下，孟加拉爆發了人為的饑荒，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后果。

    周瑯如果推行極端的稅制，無論英國人在印度推行的哪一種稅制，最少也要拿走地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相比在中國，地主一般是拿走佃農收入的一半，政府拿走十分之一左右，現在讓地主們把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交出來，他們絕對會起來反抗，就像滿清入關之后，金圣嘆那樣的士子們拒絕納稅而去孔廟哭廟；就算能鎮壓下去，可是政治后果太嚴重了，像滿清在江南屠殺抗稅的讀書人的哭廟案之后，歷史上向來最柔弱的江南知識精英中，如張煌言、王夫之之類的名士，竟能堅持抗清到底。

    此時正是周瑯跟滿清爭奪人心的關鍵時刻，如果鎮壓地主階層，造成漫長的內亂和地主背景的知識精英階層斗爭幾十年，這機會成本周瑯承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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