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政治上，不但不能加稅，反而為了拉攏土地精英階層，還得不斷的免除賦稅。

    在丟失農業社會中最大財政收入來源的地稅之后，貿易和關稅又無法彌補財政缺口，金融市場完全缺失的情況下，周瑯發現除了進行稅制改革之外，沒有別的緩解財政危機的好辦法。

    于是他再次向王輔茞提出，要在福建全省各地建立統一的商稅征收機構，向每個縣，每個鎮，每一個集市，都派遣收稅官，讓他們直接向商人收稅，然后直接交付省府。

    周瑯并沒有破壞福建省的建制，占領福建之后，福建省依然是福建省，省府就是周瑯的統治機構，王輔茞是這個機構中地位最高的文官，福建巡撫。

    之前財政最緊張，還沒有繳獲福州贓款的時候，周瑯曾經就向王輔茞提過，在鳳山縣廣泛設置商稅機構的建議，但當時王輔茞拒絕的很干脆。

    王輔茞的理由讓周瑯十分詫異，竟然表示說，行商坐賈小本買賣者，所經營的無非是針頭線腦，絲麻布帛之類關系到民生的買賣，還提出明太祖朱元璋當年明令免除書籍筆墨農具，舟車絲布之類的稅率，下詔“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他兒子朱棣再次重申關于民生之類的商品免稅的原則，下令“嫁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

    中國古代王朝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可周瑯覺得從實行過程來看，這簡直就是一個悖論。

    西方實行重商主義，國家稅收主要來自于商人，中國實行重農主義，反倒要從農民身上榨取最多的物質資源，重農抑商難道不應該是努力降低農民的負擔，將其轉嫁到商人頭上？

    朱元璋和朱棣分別下令免除婚喪嫁娶、舟車絲布等民生相關產品的稅收，可農業社會，哪里有多么復雜的商業分類，商人經營的多數都是關乎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一旦免稅的話，整個商稅的基礎也就破壞了。

    難怪宋朝時候商稅可以達到財政收入的一半，元朝的蒙古統治者更是什么樣的錢都要搜刮，到了明代結果財政反而完全依靠農稅，簡直是回到了商鞅變法的時代。

    明朝除了免除相當多門類的商品稅收，而且對征稅的行業也實行低稅率，朱元璋下令，“凡商稅，三十稅一，過者以違令論”，其實清朝康雍乾三朝執行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政策，康熙甚至明確表示，商人是四民之一，要利民便商，嚴禁權貴在商品集散地干擾商人貿易。

    康熙明確下令，“王公以下文武大臣各官家人，強占關津要地不容商賈貿易者，在原犯之地枷號三個月。系民責四十板，旗人鞭一百。其縱容家人之藩王罰銀一萬兩，公（爵）罰銀一千兩，俱將管理家務官革職。將軍督撫以下文武各官俱革職。”
    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