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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對商人的保護比明代尤甚，類似明末各個王爺私自在各個關卡設卡征稅的情況，康熙是會重罰的，懲罰的力度極大，而且越是權貴高的，懲罰措施就越大，當官的督撫以下甚至直接罷免。

    康熙還贊賞清代監(jiān)察御史徐旭齡提出的，“通財貨之血脈者，惟有商賈”，這樣的帶有重賞思想的觀點。認為農業(yè)和商業(yè)應該同時發(fā)展，提出“農務興而野無曠土，國計裕而泉貨流通，豫大豐亨，洵至隆之上理也”。

    由康熙創(chuàng)制的對商人優(yōu)待政策，后世學者稱之為“扶商”“恤商”政策，康雍乾三朝大政方針都是康熙創(chuàng)建，后世子孫多為沿襲。

    在這些政策下，清朝的商人地位確實比明朝要高一些，不像明朝對商人做了諸多限制，比如不管多有錢，也不能穿綾羅綢緞，只能跟衙門里的胥吏、青樓里的歸公這樣的賤籍一樣，穿皂色的衣服，材質只能是麻布。還有商人不能坐轎，住房不能高過普通百姓家，子弟不能參加科舉等等。

    這些限制到明末漸漸就取消了，甚至朝廷為了照顧富甲天下的鹽商，還特意開了商科，專門讓這些商人子弟去考取功名，錄取率比普通科舉要高的多。

    清朝對商人的政策，明顯比朱元璋制定的那些政策還要寬厚和優(yōu)待，一來清承明制，繼承了明末的這些措施，二來游牧民族比農耕民族普遍更重視商業(yè)，元朝蒙古人同樣不抑商，商人在蒙元時期地位不受歧視。

    王輔茞之所以用明朝的例子來反對周瑯廣泛征收商稅，而不是用滿清的政策來反對，主要是立場問題，他現(xiàn)在已經站在反清的立場上了，自然就不能用滿清的政策來立論。

    上次王輔茞反對之后不久，周瑯繳獲了福州府的貪腐賊贓，財政危機一時有所緩解，加上還沒有控制整個福建，所以開征商稅一事不了了之。

    這次財政危機再次出現(xiàn)，周瑯又一次提出廣征商稅的建議，王輔茞依然反對，但他也清楚擴軍后的財政壓力，所以他提出了他的解決的方案。

    王輔茞的方案，是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xiàn)過的，解決財政問題的傳統(tǒng)方案，他建議周瑯對鹽鐵等物實行專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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