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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會在中國社會的傳統意義，更多是商人組織起來自保，官府也通過行會來管理商人。

    行會是很復雜的，至少在廣州，周瑯發現，跟西方意義上的手工業行會是有區別的，以最大的行會錦綸堂為例，他不但是各家經營絲織品交易的商鋪的行會，還是大量手工作坊，甚至手工工人的行會。一個綢緞鋪的老板是行會的行東，一個絲綢作坊的老板也是行會的行東，甚至一個家庭絲織工匠，也歸錦綸堂管理。

    總之這是一種復合型行會，一個行業的方方面面他都管，他管的不是某一個行業環節，而是整條產銷鏈。這是西方行會組織所沒有的特點，他們的手工行會就是作坊主的組織，目的一個是控制市場，一個是打壓后進從業者，比如沒有行會的許可，外人不能進入某項行業。后來砸毀機器運動，就是這些行會搞的，因為工廠破壞了手工行會的慣例。

    這種復合型行會，對周瑯來說是有利的，他不需要一個個職業去考慮，通過行會可以直接對一個大行業的所有環節進行影響。

    跟這些行會的溝通發現，他們最擔心的問題，跟十三行一樣，同樣是官府的勒索，不透明的收費，以及緊張的資金。相對來說，他們受到的壓力比十三行要小一些，因為他們對官府的依賴更小一些。十三行的壟斷就是依靠官府，而他們不需要。對他們影響更大的，還是市場。

    所以針對他們，除了透明稅收，提供信貸支持外，其實盡快恢復社會秩序，才是對他們最大的幫助。

    當然手工商業的稅收制度，也進行了改革。

    中國古代的工商稅主要是關市稅，關稅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海關稅收，而是各種過關收費，官府設個卡要通行費就屬于關稅，也就是說后世高速路收費，屬于這種性質；高速路向來被嘲諷為攔路搶劫，清代的關稅征收真的就是攔路搶劫。關稅主要是針對行商的，不管是用船運輸還是用牲口運輸，只要有通行行為，就會被征稅。稅收分為兩塊，一塊叫做戶關稅（明代時叫做鈔關稅），稅率是按照商品價格值百抽五，至于估價嗎，肯定是有水分的；一塊叫做工關稅，直接征收實物的10%，原本的意義在于為官府修建征集材料，所以是工關稅。

    總的來說，清朝流通過程中的稅率就高達15%了，當然聰明的商人都是通過打通關卡守衛通關，躲避了這個稅收，肥了一些守衛關津要道的軍隊。

    市稅就是在市場上征的稅收，清朝的市稅主要是牙稅、當稅、店鋪稅、契稅、礦稅和落地稅。牙稅就是十三行那種性質的中間人收的稅，官府通過發放牙人執照，定期收稅，稅額是固定的；當稅是向當鋪行業征收的特別稅；契稅是地契、房契買賣，過戶時候收的稅，一般因為過戶麻煩，小戶人家都是私下交易，簽訂的契約上也不會有官府紅印，稱為白契；礦稅是向礦山征收的稅；落地稅，這個相當于開業稅，買賣開張，向官府申請執照，要先交一筆固定的稅收，成為落地稅。盛住當初為了多拿落地稅，就曾強令謀行商的掌柜獨立出來單干。

    總的來說，清朝的商稅并不復雜，但周瑯依然做了大量的精簡，或者說規范。因為清朝的商業稅收體系，漏洞實在是太多了。按照估價征稅，在沒有誠信體系的時代，根本就做不到有效監管。通關過卡，給守軍十兩銀子，一萬兩的貨物，就能估值到幾十兩。再說了，關卡守軍哪里具有評估商品價格的能力，這個制度設計出來就沒有可行性。

    周瑯直接就裁撤了關卡，內地所有關卡有守軍的也只是負責軍事防御職責，跟收稅完全沒有關系，盡管周瑯也是喜歡搶劫的，但攔路搶小商販這種方式太低級，而且對流通過程的效率影響太大。

    牙稅，也直接取消。向中間人發放執照，允許他們做經紀人，然后固定收稅。這相當于給從業資格征稅，周瑯認為這完全沒有必要，他的政府現在沒有評估別人專業資質的能力，也就不要去管這些專業性的問題。如果將來發展到工業時代，需要對工程師資質進行認定的話，可以考慮建立新的部門。在周瑯看來，官府為了收牙稅，而對中介行業的控制，是對商業活動的一種限制。很多中介行為，其實普通人不經意間就做了，完全沒必要控制。

    契稅，這個稅種現代社會也有，印花稅就是從這里發展來的。但周瑯發現，這個契稅更多的是行政范疇的弊病，由于滿清官府（歷代官府都有這毛病，包括某一階段的公仆）難接觸，難辦事，大量交易是以私約形式，而不是公約，雙方都避免官方的介入，因此大量私契流行，契稅根本收不上來。本來重大交易讓政府公正一下，這屬于政府服務，卻因為難接觸而大家不愿意接受你的服務。這個稅就顯得尷尬了，政府想收收不上來，百姓交不交其實無所謂，但因為別的原因不愿意讓官府介入，而規避了。

    由于契稅現代社會也有，讓周瑯考慮了很久，但他還是大膽取消了這個稅種，誰說自己就一定要效仿現代人，而不能體現進行創新呢，只要原理上講得通，就可以進行嘗試，這個稅完全沒有意義，取消就取消了吧。

    礦稅，這個是要征收的。滿清對開礦的限制很嚴，明朝也是，主要擔心的是這個職業會造成大群人在荒野聚集，害怕百姓造反，在限制集會的時代，寧可不要稅，也不想有風險。因此明清的礦稅，大多是通過發放執照的方式限制和控制開礦行為。周瑯則是大膽鼓勵開發礦產資源的，所以這個稅種不但能收，而且很有收的意義。但收稅的意義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有效監督。所以周瑯決定，礦稅采用給授權征稅的形勢，而不是對生產進行征稅。由礦主申請開礦，開礦的門類，產量都要進行登基。

    這反倒有點像清政府的牙稅，是向準入資格征稅。但要求商人每年匯報礦山的大小和產量等基本情況，方便政府掌握本國礦產資源的開發情況。不對產量征稅的原因在于，需要人為去核實，然后就要派出監督人員，而監督人員是否誠實，會影響稅收，又有空子可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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